人民英雄纪念碑开工以后，林徽因认为碑文应该用楷体来写，但具体由谁来写犯了难，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说：“周总理的字苍劲雄伟，刚劲有力，有如颜碑，风格端庄凝重，可以问问周总理。”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背面，起初只是一块等待落字的石面。
正面的八个大字已经定下，毛主席的手迹要迎着天安门广场。绕到另一边，碑文有一百五十字，内容也早已有稿。
空着的是字形，是署笔人，也是将来人们站在碑下读它时的速度。

工程开工后，这个问题没法再拖。碑体在长高，石料在安装，浮雕组也有自己的日程。文字若迟迟不定，后面描摹、放样、刻凿、镏金都会停着等。纸上一行字晚几天，工地上可能就是一串人换不了活儿，兴建委员会管的是天安门广场上一项国家工程。

一九五三年的设计已经写明，正面刻题名，背面刻碑文，高台四周安排浮雕。
纸、石、铜尺、木架子，都在催这个人选尽快落下。

林徽因看碑文，眼光没有停在漂亮不漂亮上。
她参与纪念碑的建筑装饰和纹样设计，熟悉传统碑制，也知道字一旦嵌进石面，就会受石材、光线和距离约束。正面题名可以舒展，背面碑文要让人近前读完。

她主张用楷体，字要清楚，笔画要收住，行列要稳。碑背离书案很远，只顾一时墨色会出问题。

梁思成也在这件事里。
他担任兴建委员会副主任，早先为纪念碑方案写过长信，讨论过碑体和基座的尺度。到碑文书写时，他面对的仍是尺度问题。毛主席的八字放在北面，气势已经足够；南面一百五十字若跟着放纵，整座碑的前后就会失衡。

建筑师对字的要求，有时比书法家还窄。

人选卡在这里。
毛主席起草碑文，又题写正面碑名，若背面再由他另写楷书，碑上的文字来源便过于集中。找普通书法家，纸面本领也许够，身份却不好接这篇碑文。它写的是从一八四〇年以来，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而牺牲的人。

笔画落在碑上，署笔人的位置也跟着落在碑上。

彭真当时任北京市市长，又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主任。
城市建设、广场秩序、施工进度，都要从他那里过。他提出周恩来，说周总理的字苍劲雄伟，刚劲有力，有如颜碑，风格端庄凝重，可以问问周总理。

周恩来同纪念碑并非临时发生关系。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奠基典礼上，他曾代表大会致辞。几年后，碑身进入施工，背面碑文要有人书写，他接下了这个任务。政务压在日常里，写碑文只能另找时间。

有人说，他前后写了四十余遍。
长篇楷书不像题一个匾，单字好看还不够，整篇要平，重复出现的字也不宜忽大忽小。

一百五十字里，三次出现“永垂不朽”。
它们分别连着三年以来、三十年以来和一八四〇年以来的牺牲者。周恩来写这些字时，某一处不宜写得过分用力，也不宜让后面显得松。碑文不是书法展上的条幅，它要把三段时间压在同一块石面上，让读者一行一行读下来，不被笔势带偏。

手稿到了工地，身份的光环退到一边，线条要听工序的话。
工作人员要把原稿描下，按碑面比例放大，做出石膏模型。到一九五五年十一月，这些事已经在推进，十二月准备开刻。正面大字放大后很醒目，背面小楷更考验手眼。

笔画细了，镏金后会发弱；笔画密了，远一点便糊成一片。

南面碑心由七块石材组成，接缝不因碑文庄重就自动消失。
排字时要避开缝线割断行气，刻工下刀也要照顾石材边缘。楷体在这里显得老实，却有老实的好处。横竖明白，转折分清，刻错的余地少一点。

林徽因当年要的稳，到了石面上，变成工人可以照着干的办法。

刘开渠在工地负责雕塑和设计事务。周恩来曾拿着写好的碑文请他看，问字能不能用。刘开渠见过周恩来题字，却少见这样整齐的长篇楷书。这个场面没有大排场，像一道工序前的核对。总理的手稿要进刻石流程，设计处处长的眼睛也得把关。

纪念碑上的字，不该靠一个人的身份直接落锤。

碑体通高三十七点九四米，人的身影站在下面会变小。
越是这样的尺度，背面的楷书越不宜逞能。它要把读者从广场的空阔处拉到石面前，让人顺着金色笔画慢慢读。正面负责让人抬头，背面负责让人停住。

两面分工不同，落笔的人也不同，纪念碑的文字秩序便这样排定。

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二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建成。

五月一日揭幕时，人们站在广场上，多半先看见北面八个金字。要读背面的碑文，得绕过去，靠近些，抬头看一行，再看下一行。那一百五十字没有抢前面的声势。它们安在南面石心上，像一份被反复写过、量过、刻过的名单，等后来的人自己读完，也等风雨慢慢来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