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张爱萍晚年被选为中顾委常委，可是每次中顾委开会，他都照例请假，不去开会。送来的中顾委的一些文件，他也从来都不看一眼。为什么呢？张爱萍其实不赞成设立中顾委，他说的比较直接，休息就休息了，还问个什么呀？
一个人从岗位上下来，最难的往往不是离开办公室，而是心里真正松手。他不是没有资格说话，也不是没人请他出面，可他偏偏把许多场合挡在门外，连送到家的文件也不愿翻开。
1987年11月，张爱萍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这个身份很有分量，放在许多人眼里，是资历、荣誉和信任的延续。

但张爱萍看得很清楚：既然已经退下来，就不应再让旧职务变成新的影响力。当时的中顾委，是特殊阶段下的一种安排，它设立于1982年，1992年十四大后不再设立，很多老同志在这个机构里继续发挥经验作用。
张爱萍尊重组织安排，却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退就要退得干净，不要让在一线干事的人总觉得后面还有一双眼睛盯着。他一生做事，向来讲责任，也讲边界。
1910年1月9日，张爱萍出生在四川达县。年轻时参加革命，后来进入红军队伍，长期在军队和国防科技战线上工作。
几十年下来，他明白一个道理：岗位不是用来留恋的，是用来承担的。这场战役最终取得胜利，也让人民军队积累了重要的联合作战经验。
张爱萍身上的特点，在那一次表现得很明显：不空喊，不拖延，把复杂事情拆成具体步骤，把责任压到自己肩上。能打时果断打，不能含糊时绝不含糊。
1955年，张爱萍被授予上将军衔。此后，他的工作重心逐渐转向国防科技和装备建设。
1960年后，他先后在国防科委、国防工业等岗位上承担重要任务。那时条件远不如今天，科研设备不足，生活保障也很艰苦，许多项目都要边摸索边推进。
他对科学家很尊重，不喜欢外行指挥内行。许多时候，他更像一个协调者：把科研人员需要的条件尽量争取来，把部门之间扯皮的问题往前推，把试验中遇到的阻力一件件解决。
国防科技不是靠一句口号就能干成的，他懂这个难处。后来中国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等重大工程取得突破，背后离不开一大批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和组织者。
张爱萍常把自己摆得很低，认为自己只是做了协调服务的工作。1970年代末，他重新回到国防科技领导岗位后，面对的是一摊需要恢复秩序的工作。
项目要续上，队伍要稳定，制度要重新理顺。张爱萍处理问题不爱绕圈子，该调整的调整，该推进的推进。
他不是为了显得强硬，而是知道大工程拖不起，也乱不起。1980年5月，中国向太平洋海域成功发射远程运载火箭，这是国防科技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那一年8月，张爱萍任国务院副总理。1982年，他又担任国务委员兼防务部门负责人。
工作压在身上时，他从不躲；等到组织上安排他离开一线，他也不再往回伸手。他不是否定别人的工作，而是给自己划了一道线。
已经卸下担子的人，不应再靠资历影响决策；已经交出去的岗位，也不该再以“关心”的名义拿回来。身边人有时会劝他，老同志参加一些活动，也是对年轻人的支持。
他听得进去，却很少改变。他更在意另一件事：年轻人要真正成长，就得让他们自己面对问题。
老同志如果总在旁边提醒、指点，哪怕出发点是好的，也可能让后来者放不开手脚。田间劳作的人，街巷里的孩子，乡村里的老屋，集市上的面孔，这些平常画面在他眼里很有味道。
他不是离开国家大事后没事可做，而是换了一种方式看社会、看人民、看时代。老战友纪念活动、国防科技领域的重要场合，他也会参加。
特别是与“两弹一星”有关的活动，他很重视。因为那不是个人露脸的场面，而是对科学家、工程人员和集体奋斗的尊重。
对他来说，能去的场合，要看事情本身有没有必要，而不是看自己有没有身份。他的一生跨过了战争年代，也走进了国防科技建设最艰难的时期。许多人能在关键时刻往前冲，却未必能在该退的时候真退。
张爱萍的选择提醒人们，担当不是永远坐在位置上，放手也不是不负责。把机会交给后来的人，把空间留给正在干事的人，这同样是一种清醒，也是一种难得的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