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名叫施旦，是汪精卫的机要秘书兼情人，1938年汪精卫在越南公开投日后，她义无反顾的选择了追随，积极参与汪伪政权各种核心事务，协助汪伪对日合作，助纣为虐。
1938年，对于汪精卫来说，是一个人生的巨大转折点。 这一年的12月，他带领陈璧君等人逃离重庆，经昆明飞抵越南河内。随后，他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公开主张对日妥协，走上了“和平运动”的道路。这就是历史上的汪精卫公开投日。
而就在他做出这个遗臭万年的决定，踏上汉奸之路时，施旦选择了义无反顾地追随。
你可能会好奇，这个施旦究竟是何方神圣？能让汪精卫在乱世之中如此倾心，甚至连那位素以悍妇著称的原配陈璧君都不得不做出让步。
其实，施旦原本是个已离异的女子。据说，她长得有些像汪精卫早年的红颜知己方君瑛。或许正是这种相似，让汪精卫在她身上找到了某种情感的寄托和心理的安慰。在那个动荡不安、压力巨大的环境里，施旦的温柔体贴成了汪精卫的精神避风港。
汪精卫曾在陈璧君面前这样袒护施旦：“施旦是个人的秘书，也是心爱的情人，谁也不准反对。”这话听着就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这还是那个出了名“怕老婆”的汪精卫吗？
陈璧君一开始当然不干，正想大吵大闹，但施旦却展现出了极高的情商和手腕。她和颜悦色地对陈璧君说：“你是他的夫人，无人可争，我不能，也不愿我们之间，有任何争执。”
她甚至直白地分析利弊：“他爱我，是因为我长得像方君瑛，把我当她来爱，当然是种心理变态……我对他说，他的生命，只有5年；报纸也发表过了。为了肉欲谈不到，为财物也非我所欲，我只是爱惜他，仰慕他。我这样做，对我并无利益可图，但对你却有好处，起码我能以和他相处而安定他的心情，使他自觉生气蓬勃。”
这番话，句句戳中要害。陈璧君思量再三，考虑到汪精卫的身体状况，最终竟然选择了默认。于是，施旦就这样名正言顺地留在了汪精卫身边。
随着汪伪政权的建立，施旦的角色不仅仅是情人那么简单，她更是汪精卫的“机要秘书”和管家。
这可不是个虚职。在汪伪政权那乌烟瘴气、勾心斗角的权力核心里，施旦积极参与了各种事务。她不仅要照顾汪精卫的起居，更要协助他处理各种机密文件。
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汪精卫在灯下批阅着与日本人合作的罪恶公文，而施旦则在一旁红袖添香，甚至出谋划策。这种“协助”，在客观上就是助纣为虐。汪伪政权的每一次对日妥协，每一次对中国人民的背叛，背后都可能有施旦递过的一杯茶、磨过的一池墨。
1944年，汪精卫的病情急剧恶化，旧日遇刺留下的子弹创伤让他痛苦不堪。这时候，施旦始终陪伴在他身边，悉心照料。
后来，医生建议汪精卫去日本治疗。因为只有陈璧君能陪同前往，汪精卫舍不得离开施旦，竟然有些犹豫。这时，又是施旦劝他以大局为重，尽快赴日。她宽慰汪精卫说：“我会每天为你闭门诵经，祈祷佛祖，你一定能康复生还。”
这番话听起来情深意重，但放在一个汉奸和他的情人身上，却让人觉得十分讽刺。他们祈求佛祖保佑，可曾想过那些因为他们的背叛而在战火中丧生的千万同胞？
汪精卫临行前，感慨万端地对施旦说：“旦，世间只有你最了解我的痛苦，能减少我的痛苦……如果我能康复生还，当然和你重聚；否则，等我棺木运回，你可即离京，去隐姓埋名。明天，我将送你些财产，供你维生。”
汪精卫飞往日本后，施旦真的在家里供起了他给的铜佛，天天磕头祈福。只可惜，汉奸的命，佛祖也不保佑。1944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病死。
当汪精卫的棺木运回南京时，施旦穿着一身白衣，混在人群中迎接。她不敢像家属那样公开致祭，只能默默流泪，等到没人的时候才悄悄上前上香。
汪精卫死后，施旦遵照他的嘱咐，隐姓埋名。后来据说她去了香港九龙新界，深居简出，长斋念佛，还在自家后园埋了汪精卫的衣物，立了一块“汪精卫先生衣冠冢”的石碑。
回顾施旦的这段经历，我们不禁要问：她到底图什么？
也许，在她自己看来，她只是在追求一份纯粹的爱情，是在乱世中陪伴一个需要她的男人。但历史是无情的，个人的情感一旦与民族的大义相背离，就注定是一场悲剧。
施旦在1938年那个关键的历史节点，选择了追随汪精卫。她不仅是这段不伦之恋的参与者，更是汪伪政权这段罪恶历史的见证人和帮凶。她的存在，给汪精卫的汉奸生涯增添了一抹诡异的色彩，也让我们看到了人性在特定环境下的扭曲与迷失。
爱情，从来都不是脱离时代的孤立存在。当一个人把自己的命运和一个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罪人绑在一起时，无论她的动机如何，都无法洗脱她身上“助纣为虐”的历史印记。施旦的故事，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那个时代的荒谬，也留给后人无尽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