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堆堆叠叠的20多具红岩烈士遗体被从渣滓洞附近的电台岚垭荒草地里挖了出来，尸体都已高度腐坏，无法辨认面目，只有江姐（江竹筠）、李青林两位女同志因为头发较长被辨认了出来。
1949年12月，重庆的大街小巷刚刚迎来解放的曙光，胜利的喜悦还挂在许多人的心头。然而，在歌乐山这片林木苍翠的地方，却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悲痛。12月9日，渣滓洞附近一场极其沉重的烈士遗骸收殓工作正式展开。 当大家扒开电台岚垭那片荒草地里的泥土时，眼前的惨状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忍不住失声痛哭，连前来挖掘的工人们都手脚颤抖。
电台岚垭这个地方，距离江姐等烈士生前被关押的渣滓洞步行大约二十分钟，位于歌乐山的半山腰。早年间，这里原本是中美合作所的军统电台旧址，后来电台搬走了，房屋坍塌，四周长满了半人高、密不透风的野草，平时连个人影都看不见。恰恰因为这地方偏僻荒凉，国民党特务便把它选作了绝密的杀人刑场。随着重庆解放后落网特务的交代，人们才终于在这个隐秘的土坑里，找到了那批在黎明前惨遭屠杀的烈士遗骨。
翻开当年《大公报》的现场报道，那段泛黄的文字至今读来依旧让人头皮发麻。报道里写得毫无遮掩：挖出的这二十九具尸体，全部腐烂了。由于经过了深坑泥土的掩埋，又遭逢山间的雨水浸泡，加上近一个月时间的发酵，这些遗体已经高度腐坏，面容皮肉完全毁损，根本分不清谁是谁。更让人感到齿冷与愤怒的细节是，这些志士在遇难前，竟然被残忍的特务强迫脱掉了所有的衣服鞋袜，每人仅剩下一件内裤。第二天，居然还有人亲眼看到特务们把烈士们穿过的西装、毛衣等遗物，堂而皇之地拿到磁器口去摆地摊叫卖。 这种毫无底线的行径，把反动派溃逃前的疯狂与残忍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那个满是恶臭与悲泣的深坑前，亲属和昔日侥幸脱险的战友们试图辨认出自己的亲人。可是尸体堆堆叠叠地压在一起，加上严重的腐败，这项工作变得极其艰难。最终，在坑底的这20多具遗骸当中，只有江姐（江竹筠）和李青林这两位女同志，因为保留着较长的头发，加上一些明显的体貌特征和亲属的仔细辨认，才得以确认身份。 这一幕无疑是极具撕裂感的，那些曾在狱中相互扶持、铁骨铮铮的生命，最后留给世人的，竟然只有沾满泥水的长发。
提到江姐，后人脑海里往往会浮现出影视剧里那个穿戴整洁、高大坚毅的形象。其实，真实的江竹筠在歌乐山牺牲那年，年仅29岁。她是一位身高仅仅1.45米的娇小女子。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个娇小柔弱的身躯里，竟然长出了一副共产党人的钢筋铁骨。她在外执行任务时不幸失去了丈夫，被迫丢下年仅3岁的幼子彭云。她曾无比揪心地问过一句“孩子能记得父母吗？”，这背后是一个母亲最深切的痛。 但在渣滓洞里，面对特务的严刑拷打，她硬生生斩断了所有的软弱。江姐曾被毒刑折磨得先后三次晕死过去，十指连心受尽摧残，但她醒来后依然咬紧牙关，甚至告诫狱友们，毒刑和拷打不过是太小的考验。当她的遗体在电台岚垭被认出时，那份跨越生死的坚忍，再次深深刺痛了所有人的心。
而另一位被辨认出来的女同志李青林，她的真实遭遇同样令人扼腕叹息。李青林牺牲时36岁，留着齐肩的头发，原本是个举止沉稳干练的女教师，一双眼睛生得美丽而炯炯有神。在被捕后，敌人对她施加了常人根本无法忍受的酷刑。最令人不忍直视的是，李青林的腿被特务活生生折断，导致终身残废，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她只能靠着一根拐杖艰难挪动。 可是，肉体的极度重创完全没有摧毁她的意志。
在渣滓洞那座人间地狱里，李青林拖着残废的双腿，依然保持着体面、乐观和战友间的温情。她心灵手巧，特别擅长绣花。为了给狱中的同志们换取草纸、洗漱用品这些维系基本生存的物资，她硬是强忍病痛，和另一位同志张静芳一起，给监狱看守的老婆绣枕套、纳袜底，用这种极其微薄的报酬守住了大家的生活底线。一位双腿残废、随时面临死亡威胁的女性，在冰冷刺骨的牢房里依然一针一线地绣着花，这种对生命尊严的绝对坚守，极其震撼人心。 重庆解放后，作为接管干部的邵子南满心欢喜地四处寻找分别已久的爱人，得到的却是她在电台岚垭化为白骨的噩耗。邵子南在追悼会上悲痛欲绝，在遗像前写下的挽联字字泣血：“求自由惨遭屠杀可歌可泣可称民族英雄；为主义壮烈牺牲不屈不挠不愧女中豪杰。”
1949年11月14日那个阴冷惨淡的夜晚。江姐、李青林等29名共产党员被敌人以“转移”为借口押出牢房，走向电台岚垭。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没有任何思想包袱，完全凭着对信仰的绝对忠诚坦然赴死。幸存者傅伯雍曾亲眼目睹江姐等人从渣滓洞被押出来的全过程，那份视死如归的平静，成为了幸存者心中永远的烙印。敌人以为用枪弹和深坑就能抹杀他们的存在，企图用荒草掩盖一切罪行。特务们终究算错了一步，肉体确实会在泥土中腐坏，长发也终会被岁月风化，但那种在绝境中迸发出的精神力量，根本无法被深坑掩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