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孝乾叛变后，潜伏31年的少将程一鸣才是李克农终极底牌，1963年携特务名单归队气得蒋经国砸电话。
聊程一鸣，得从他最初的身份说起。
很多人以为他只是个半路倒戈的国民党将领，这就完全低估了当年地下工作的布局深度。程一鸣早在192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党员。1927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时候，他就和周恩来、赵世炎这些人并肩战斗过。
到了1931年，中共中央特科面临着极其复杂的斗争环境，顾顺章的叛变更是让组织元气大伤。为了打入敌人内部获取最核心的机密，周恩来亲自做了一个局，把程一鸣当成一只“风筝”放了出去。
这只风筝，一飞就是整整31年。
潜伏工作绝对没有任何浪漫可言，每一秒都是在刀尖上跳舞。程一鸣的潜伏路径非常巧妙，他通过同乡关系，搭上了国民党特务头子郑介民的线，并且和郑介民一起去了苏联留学。
在军统内部，程一鸣干了一件极其魔幻的事：他成了军统特训班的教官。
底下坐着的那些毛头小伙子，一口一个“程老师”叫着，后来这批人全成了军统和保密局的骨干。这也就意味着，国民党情报系统里的中坚力量，有一大半都是程一鸣的徒子徒孙。
在戴笠手下讨饭吃，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会掉脑袋。戴笠以多疑著称，连自己人都防。程一鸣能活下来，全靠他给自己立的一个人设——“程大神经”。
在国民党军统局里有两大神经病，程一鸣就是其中之一。他平时行事变幻无常，脾气古怪，让人根本摸不透他到底在想什么。这种看似疯狂的性格，反倒成了他最好的保护色。谁会怀疑一个天天发神经、性格极其怪异的教官是潜伏的战略间谍？
1939年的时候，程一鸣在贵州息烽监狱被关了几个月，后又转到重庆白公馆。对外的说法是他打骂学生违反了纪律。实际上这很可能是国民党内部派系倾轧，又或者是在暗中甄别他的身份。但他硬是靠着这套无懈可击的伪装，扛过了审查，大摇大摆地走出了白公馆。
1950年，也就是蔡孝乾叛变的那段黑暗时期，台湾情报系统正在经历残酷的大清洗。只要有一点左倾嫌疑的人，统统宁可错杀绝不放过。
但程一鸣稳如泰山。他不仅没被波及，反而被派去收拾残局，后来出任了台湾国防部情报局驻澳门站的少将站长。
程一鸣坐在站长的位置上，国民党派往广东、香港的所有特务，几乎都要经过他的手，甚至很多直接就是他当年在特训班教出来的亲学生。
1960年代初，台海局势依然暗流涌动。国民党在东南沿海频频搞小动作，不断派遣特务进行破坏。
此时的程一鸣，已经年近花甲。他在黑暗中潜伏了整整三十多年，无时无刻不在紧绷着神经。三十年的孤独与伪装，绝对能把一个正常人逼疯。但他熬住了，终于等到了收网的时刻。
1963年左右，关于程一鸣准备抽身的动作开始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运作。作为澳门站站长，他手里攥着整个华南特务网的生杀大权。到了1964年底，这场惊天大戏终于迎来了最高潮。
程一鸣没有任何拖泥带水，他干了一票大的。他将国民党情报局在华南、港澳地区多年苦心经营的特务名单、潜伏网分布图、联络密码、行动计划，连锅端地打包带回了广州。
那些潜伏在暗处、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特务，一夜之间全部底裤掉光，面临彻底清洗。
消息传回台北，蒋经国勃然大怒，气得当场砸了电话的细节，成了日后情报界广为流传的真实段子。蒋经国能不气吗？自己花大价钱养着的情报站站长，堂堂一个少将，居然带着全副家底跑去投共了，这脸打得震天响。最要命的是，跟着名单一起暴露的，还有国民党情报系统内部千疮百孔的管理漏洞。
台湾方面为了掩盖这件极其丢人的丑闻，对外咬死宣称程一鸣是“叛逃”。他们到死都不愿意承认，这个在自家锅里吃了三十年饭的少将，从头到尾就是共产党的人。
程一鸣回到大陆后，外界给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起义将领”。很多不知情的人，真以为他是在台湾混不下去，最后关头幡然悔悟才回来的。
程一鸣刚回广州那阵，周恩来总理见了他。按理说，对待一个刚刚投诚的敌方高级将领，肯定是客客气气、大加赞赏才对。但周总理当时居然严厉地批评了程一鸣。
批评什么呢？周总理指责他在1949年广州解放前夕，担任广州卫戍司令部保防处处长的时候，没能设法阻止国民党特务炸毁海珠桥等破坏活动。
当年广州那场大破坏行动，毛人凤派来执行任务的胡凌影等几个人，恰好就是程一鸣在兰州特训班教出来的学生。这几个特务到了广州，还专门去北京路的太平饭店请程老师吃饭。程一鸣在酒桌上，硬是靠着拉家常，把破坏计划的底细套得一干二净。只可惜当时受限于身份和通讯条件，情报没能及时送出阻止惨剧，这也成了周总理批评他的由来。
由此可见，程一鸣根本谈不上什么“起义”，他完全是带着三十一年的赫赫战功“归队”。
当年“后三杰”之一的熊向晖在回忆录里也提过类似的概念。张治中看到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熊向晖时，惊呼“你也起义了？”周恩来笑着纠正：“他那是归队。”放在程一鸣身上，道理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