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我死也要拉你垫背！”1954年，军统大特务周养浩在功德林接受审讯。从审讯室出来后，他怒不可遏，回到牢房后，抄起一把板凳便向沈醉砸去。
在国民党败退之前，这三个人的手上都沾满了革命志士的鲜血。先说这个抡板凳的周养浩。单看外表，他常年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穿着笔挺，说话轻声细语，活脱脱一个满腹经纶的大学教授。恰恰在这副斯文败类的皮囊之下，隐藏着极其阴险恶毒的灵魂。军统内部的人都知道，周养浩有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绰号叫“书生杀手”。
他曾长期担任息烽集中营的主任，在那个被称为“人间魔窟”的地方，周养浩表面上搞什么“监狱狱政改革”，弄些假惺惺的文体活动，暗地里却极其残忍地杀害了成百上千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更令人发指的是，残害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的行动，周养浩就是最直接的策划者和刽子手。他心思缜密，对待政敌从来不知心慈手软为何物。
再看沈醉。沈醉在军统里属于少年得志的典型。他二十多岁就当上了少将，深得戴笠赏识，提拔速度犹如坐了火箭。沈醉长期担任军统总务处长，后来又去了云南当站长。此人非常聪明，脑子转得极快，记忆力极其惊人。他掌握着军统内部大量核心机密，谁策划了哪起暗杀，谁贪污了多少公款，谁手里有过什么人命，他心里都有一本清清楚楚的账。
至于徐远举，那是个脾气暴躁、戾气极重的狠角色。西南地区的很多大破坏行动，包括后来导致无数革命志士遇害的重庆“一一二七”大屠杀，徐远举都是核心头目。
重庆和云南相继解放后，这几个曾经呼风唤雨的特务头子悉数落网，最终成了阶下囚，后来又一同被转送到了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
刚进功德林的时候，大部分战犯都抱着一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心态。很多人觉得干了那么多丧尽天良的坏事，早晚逃不掉吃枪子儿的命运，干脆闭口不言，抗拒交代。周养浩和徐远举就是这种顽固派的典型代表。他们互相使眼色，私底下订立攻守同盟，企图把那些惊天大案彻底烂在肚子里，甚至还幻想着有一天国民党能反攻大陆把他们救出去。
唯独沈醉，对当前的局势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
沈醉的聪明之处在于他极其懂得审时度势。在管教干部的耐心教育和宽大政策的感召下，沈醉的内心防线迅速瓦解。他清楚地意识到，国民党政权早已彻底腐朽崩塌，负隅顽抗只有死路一条，坦白交代才有一线生机。更为关键的是，沈醉在云南起义时其实是有过积极表现的，这也给了他坦白从宽的心理底气。
于是，沈醉开始了一场被外界形容为“竹筒倒豆子”般的彻底交代。他一五一十地吐露了自己犯下的罪行，更把军统内部那些见不得光的操作、各种绝密暗杀计划，以及同伙们的累累血债，毫无保留地写进了认罪材料里。
这其中，自然包括了周养浩和徐远举的那些陈年老底。尤其是关于周养浩亲自布置杀害杨虎城将军的诸多隐秘细节，沈醉提供的信息犹如一枚重磅炸弹，直接揭开了周养浩极力掩盖的血腥真面目。
1954年的那一天，功德林的气氛异常紧张。管教干部把周养浩叫到了审讯室，进行例行问话。
在此之前，周养浩一直抱有极其侥幸的心理。他以为只要自己咬紧牙关，没有确凿证据，审讯人员就拿他没办法。当管教干部把他残害革命烈士的具体细节，甚至连下达命令的时间、地点、使用的手段都清清楚楚地摆在他面前时，周养浩的心态彻底崩塌了。他震惊地发现，自己极力隐瞒的底牌，早就被人掀得底朝天。
绝望和恐惧瞬间吞噬了周养浩理智的最后一丝底线。 按照他多年做特务的思维逻辑，身负如此深重的血债，一旦被政府全部查实，绝对难逃死刑的惩罚。他认定，是沈醉的出卖直接切断了他活命的希望。
从审讯室回到牢房，周养浩满脑子只剩下一个念头：同归于尽。他看到沈醉的一瞬间，抓起实木板凳，用尽全身力气砸向沈醉的头部。那一句“沈醉，我死也要拉你垫背！”，喊得撕心裂肺，充满了穷途末路者的绝望与疯狂。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旁边闪出一个人影，以极快的反应速度伸出手臂，一把托住了半空落下的重重板凳。
出手相救的，正是同在牢房里改造的国民党前高级将领宋希濂。宋希濂虽然也是战犯，但他上过抗日战场，带过千军万马，骨子里带有几分军人的直率。他眼看牢房里要闹出人命，完全出于本能反应下意识地去阻拦。
板凳被重重挡下，沈醉逃过一劫，只受了点轻微擦伤。管教干部听到动静，迅速赶来制伏了周养浩，制止了这场暴行。
周养浩虽然被拉开了，同个牢房里的徐远举却当场发飙了。徐远举同样被沈醉的交代材料牵连，心里正憋着一肚子邪火。他不敢去顶撞管教干部，就把满腔怒火全发泄到了宋希濂身上。徐远举破口大骂，指责宋希濂拉偏架，说他是在包庇军统的叛徒。
昔日在国民党官场里风光无限的“三剑客”，在功德林的牢房里彻底撕破了脸皮，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周养浩和徐远举把沈醉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连带着把劝架的宋希濂也恨之入骨。从此以后，这几个人在牢房里形同陌路，连吃饭放风都要故意错开，时不时还要用极其刻薄的语言相互冷嘲热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