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心理学家令人彻悟的话：“到了五十岁的时候，就可以收拾好自己的行李；到了六十岁的时候，要把所有的银行账户都归纳到一个账户里面；六十五岁的时候，要把自己玩不动的爱好玩具清理掉；七十岁的时候要搬到闹市里的公寓里去；七十五岁的时候，要把自己所有的东西收拾到只有一个行李袋中，提起就可以随时走；等到了八十岁的时候，找到给自己处理后事的人，要让他非常简单的处理好自己的后事，不给他添麻烦。这一辈子真的太快了！”

他姓曹，走的那年八十三岁，留在一间十二平米的公寓里。他走之后，邻居进他的屋子帮他整理遗物，发现他所有的东西装不满一只手提袋：三件换洗内衣、一件外套、一双布鞋、一只保温杯、一本记账簿。打开柜子，里面什么也没有。邻居愣了好一会儿，说“他这是早都收拾好了，就等着走了”。

曹师傅年轻的时候是个会计，一辈子跟数字打交道，也跟攒东西打交道。那时候他的书房里堆满了旧账本、旧报纸、旧信封，连断了腿的眼镜他都不舍得扔，总觉得“以后用得上”。他五十岁那年冬天，他母亲去世了，他回去收拾老屋，拉开母亲的衣柜时，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三床新棉被、四套新床单、两件没拆吊牌的羊毛衫，全是她生前舍不得用的，像是她替自己叠好了四季，却一件也没有穿。他蹲在打开的衣柜前，伸手摸了摸那些棉被，最后起身带走了她梳妆台上的一把旧木梳，其他东西送给了邻居。那天他在老屋门口的台阶上坐了整整一个下午，坐了很久很久。

从那以后他开始一点点清理自己。先是把书房里那些存了三十年的旧报纸捆好送回收站，然后把那些从来不用的工具送给学徒，把多余的衣服洗干净叠好放进小区旧衣回收箱。每清掉一样东西，他就在心里说一声“谢谢”，不知道是在谢那些物，还是在谢那个终于肯放手的自己。他后来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每添置一样新东西，就必须清掉一样旧东西，让屋里总保持一件不多、一件不少的状态。

六十岁那年，他把所有的存折、银行卡合并成一张，然后把注销回执单夹进一本旧书里，再也没有翻过那一页。六十五岁，他把自己花了十几年攒的一套钓鱼竿送给了常去河边遛弯的年轻人，那天他站在河边看了一会儿水面，没有垂钓。七十岁，他从住了三十年的老房子搬到了闹市区的一间小公寓里，楼下就是菜市场，走路能到公园。他说“以前要的是宽敞，现在要的是方便”，搬家那天他只带走了三件东西——他母亲那把旧木梳、他妻子的一张照片、一只喝了好多年的搪瓷杯。七十五岁，他把自己所有的东西装进了一只手提袋里，拉链一拉，整整齐齐。此后他再也没有添置过任何东西，那只手提袋就放在床底下，像一个随时可以出发的行李。

他走之前半年，找了一个在社区工作的年轻人，那年轻人跟他没有血缘关系，可每隔半个月来帮他换一次灯泡、带一袋米来，走时会把门口的垃圾顺手带下去。曹师傅把一张写着“后事处理”的信纸叠好交给年轻人，上面只有四行字：不留骨灰、不办仪式、不通知任何人、不需要墓地。年轻人看完后把信纸折好放进信封，跟他说“您放心，我会按您说的办”，他把一张银行卡推到桌面中央，说“这个是留给你的，密码在信后面”。他没有再提别的事。

他走的那天早晨像往常一样，去楼下吃了一碗豆浆、一根油条，回来擦了一遍桌子，把那只搪瓷杯洗好放回原处，然后靠在沙发上闭了一会儿眼。年轻人来的时候他已经走了，窗台上那把旧木梳还搁在一本摊开的《唐诗三百首》上面，书页停在王维那一页，上面画了一行铅笔线——“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人这一生，前半辈子都是在做加法，以为东西越多越安全；后半辈子才开始学减法，一件件清、一步步收，收到最后才明白，真正属于你的根本不是那些你攒下的东西，而是你离开时还能从容地放进一只手提袋里的。曹师傅把最后一只搪瓷杯洗好放回原处，像把一个字写完了之后，轻轻把笔搁在砚台上。他说：“这一辈子真的太快了。”可快的人往往什么都来不及放，慢的人才能一件一件地收好，清清爽爽地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