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警察厅长刘策成冒死传信救下毛泽东；建国后其68岁赴京求职，毛主席感念旧恩破例应允，妥善安置。

主要信源：（湖南省政府——刘策成助毛泽东脱险的一段往事）

1951年初夏，北京前门附近的宝庆会馆里，住进了一位从湖南来的老人。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长衫，随身带的木箱里装着一部手稿，那是他花了十年工夫写的《庄子》注解。

老人叫刘策成，这一年68岁，从长沙坐了两天硬座火车到北京，兜里的钱只够再住几天会馆。

谁能想到，这个看着普普通通的老人，三十年前在长沙当过警察厅长，三次帮被通缉的毛泽东脱险。

再往前推十几年，他还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历史老师。

刘策成是湖南新邵人，早年读过私塾，后来去日本留学，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

回国后在中学当校长，因为参与反袁世凯的活动被抓进监狱，差点丢了性命。

多亏同乡蔡锷出面营救，才保住一条命。

1916年出狱后，经人介绍到湖南第一师范教历史。

他去一师报到那天，穿的是粗布长衫，脚上蹬着布鞋，腰里系条布带，看着跟乡下种田的没什么两样。

学生们一开始还嘀咕，学校怎么找了这么个人来教历史。

结果他一站上讲台，从秦始皇讲到清朝末年，不用翻课本，朝代兴衰、人物得失全装在肚子里，一堂课下来，学生都听入了神。

那时候毛泽东刚从湘潭插班进来，二十出头，上课坐前排，笔记记得仔细，下课还爱追着老师问问题。

刘策成对这个学生印象很深，觉得他有股锐气，想法不一般。

他自己喜欢读《庄子》，坐牢的时候就翻，后来离开一师时，还送了毛泽东一本《庄子集解》。

刘策成在一师教了几年书，后来弃教从政，先后当了浏阳和衡山的县长。

在衡山那会儿，他抓教育、修水利，整顿乡绅，老百姓都叫他“刘青天”。

1920年毛泽东在长沙办文化书社，缺钱，给他写了封信。

刘策成把家里能凑的钱都凑了，凑了三百块大洋送去，算是支持年轻人的事业。

1923年，刘策成被调到长沙当警察厅长。

那年头湖南的军政头头叫赵恒惕，正到处抓共产党人，头一个要抓的就是毛泽东。

在一次警务会上，赵恒惕拍着桌子下令搜捕，刘策成坐在下面，脸上不动声色，心里已经有了计较。

散会后他把心腹王建屏叫进办公室，低声交代了几句。

王建屏是他的老部下，办事可靠，很快就派人去给毛泽东透了信。

那时候毛泽东正在长沙搞工人运动，接到消息连夜转移。

警察厅这边贴了告示，满城搜了好几天，连个人影都没捞着。

赵恒惕只当是毛泽东滑头，没往别处想。

没过多久，赵恒惕又要抓方维夏，那也是刘策成在一师的同事，和毛泽东关系不错。

刘策成又用同样的法子透了信，方维夏也安全脱身。

1924年冬天毛泽东回长沙养病，赵恒惕还是盯着不放，刘策成第三次帮忙，还塞了一笔钱让毛泽东养身体。

这三回相助，都是在刀尖上走。

一旦被赵恒惕发现，刘策成的官位保不住不说，连命都可能搭进去。

但他还是做了，也没跟毛泽东提过。

1925年以后刘策成离开了官场。

抗战爆发后他在南岳一带教书，安置流亡学生，同时开始整理自己研究了多年的《庄子》。

他对照各种古本，一字一句地校对，遇到拿不准的就翻《说文》《史记》《汉书》。

前后花了十年工夫，写成了一部《庄子集解内篇补正》。

稿子寄到上海商务印书馆，赶上打仗，一直没排上出版。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湖南，刘策成听了，说了一句“这学生有本事”。

1950年他给毛泽东写了封信，说自己年纪大了，想找个和学问相关的事做，还想把那本《庄子》的稿子出版了。

毛泽东回信说，湖南那边可以安排，不用特意来北京。

刘策成等了一阵子，没等到回音，干脆自己买了火车票去北京。

到了北京住进宝庆会馆，又给毛泽东写了封信。

毛泽东听说老师住在这种地方，赶紧安排人把他接到条件好的饭店住下，费用从自己的稿费里出。

随后又跟周恩来打了招呼，1951年6月，刘策成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那本压在商务印书馆的稿子也调回了北京，1953年正式出版，成了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庄子》研究专著之一。

刘策成拿到样书那天，翻了一遍又一遍，指尖在纸上慢慢划过。

后来他又开始写一部关于中国地方治理史的书，可惜只写到唐朝就停下了。

1957年9月，刘策成在北京病逝，享年74岁。

刘策成这一辈子，坐过牢，教过书，当过官。

在乱世里冒着风险救过自己的学生，晚年又靠着学生的关照，把写了一辈子的书出了。

他和毛泽东之间的交情，不是挂在嘴边的那种。

是早年课堂上的赏识，是乱世里的暗中相助，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份体面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