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曾经的KTV领班的话，听后让我醍醐灌顶，她说：想毁了一个女孩，根本不用灌醉她，只需要让她做对三个选择，干了七八年KTV领班，我见过太多姑娘一步一步陷进去。第一个选择：进来当服务员。第二个选择：去沙发上坐台。第三个选择：出台。

阿秀第一天到KTV报到时，领班陈姐把她领到更衣室，指着一排蓝色制服说："挑件合身的。"阿秀摸着那粗糙的布料，心想，就干三个月，攒够弟弟的学费就走。她刚满十九，从镇上来，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县城那家服装厂只要熟练工。KTV招服务员，包吃住，月薪三千八，她觉得不少了。

头两周阿秀干得卖力。端果盘，换话筒电池，清理包间里的酒渍。有回客人把红酒泼在沙发上，她蹲在地上拿纸巾一点一点吸，蹲了二十分钟，膝盖发麻。同组的阿玲路过，递了块湿毛巾："傻呀，让保洁阿姨用机器。"阿秀摇头："客人还等着用这间呢。"

陈姐找她谈话是在第三个月。阿秀弟弟的学费凑齐了，但家里来电说父亲腰伤复发，又需要钱。陈姐靠在办公室椅子上转笔："你挺勤快，一个月三千八太少了。去沙发上坐坐，一晚上小费抵你干十天。"阿秀没吱声。陈姐指了指墙上贴的价目表："坐台就坐台，不干别的。你坐那儿陪人说说话，倒倒酒。"

阿秀接了那单。她挑了件黑色连衣裙，坐进包间给几个中年男人倒酒。客人算规矩，只是聊天时手搭在她椅背上。那晚她拿了两千块小费，攥在手里湿漉漉的。回宿舍后她把钱数了三遍，然后蹲在卫生间哭了十分钟。

沙发上的日子比端果盘好过——钱多，不累，但阿秀开始变。她买了粉底和口红，学会了笑着接客人递来的烟，再趁人不注意掐灭。有次一个客人喝多了搂她腰，她推开时发现自己的手在抖，却还是赔着笑脸说了句"老板您坐好"。

半年后的夏天，陈姐又把她叫到办公室。这回陈姐把手机推过来，屏幕上是个地址："你老家镇上的吧？老刘总想找人陪他去那边温泉，出价高。"阿秀盯着那个地址，是她家隔壁的镇子。陈姐说得轻描淡写："就是陪过夜，他五十多了，出不了什么幺蛾子。"

阿秀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我请两天假。"

她回了趟家。父亲在院子里劈柴，每一下都缓慢而吃力。母亲在厨房熬药，中药味飘满整个院子。阿秀坐在灶前添柴，母亲忽然问："你那个班上得累不累？"阿秀摇头："不累。"母亲擦了擦手，从柜子里摸出个塑料袋，里面是攒的一摞零钱："给，你爸说让你买件新衣裳。"

阿秀接过那袋钱，塑料皮还带着母亲手心的温度。那天晚上她躺在自己那张硬板床上，盯着屋顶的裂缝想了很久。她想起第一晚拿到小费时自己在卫生间哭，那时候她还能哭。后来她学会了笑着把眼泪咽回去，现在她想哭也哭不出来了。

第二天她回KTV找到陈姐："出台那单，我不接。"陈姐挑挑眉："你考虑清楚，老刘给这个数。"她伸出五根手指。阿秀说："姐，你之前说的对，人是一步一步走下去的。我今天接了这单，明天就会接下一单。我怕过两年我连自己是谁都忘了。"

她辞职那天，陈姐站在走廊尽头没送她。阿秀把更衣柜的钥匙放在前台，蓝色制服叠好放在柜子里。她拎着那个来时的帆布包走出KTV大门，正午的阳光刺得她眯起眼。门口碰见阿玲来上班，阿玲穿着亮片裙，涂着红嘴唇，冲她笑了笑："走啦？"阿秀点头："走了。"

后来阿秀在城中村找了份便利店收银的活儿，工资少大半，但每天能把关东煮的汤底烧得滚烫，能记住熟客要哪个牌子的烟。有回陈姐半夜来买东西，看见阿秀在理货架，两人对望一眼，陈姐把一瓶水放在台面上："挺好的。"阿秀扫码，说："嗯。"

阿秀后来想通了。那条路是往下走的台阶，每一级都矮，矮到抬脚就迈过去了，她以为自己只是挪了挪位置，其实是在往下陷。最可怕的是每一步都有理由——弟弟的学费、父亲的药费、不想再蹲在地上擦酒渍。可理由再多，陷下去的那个是自己。她最终没接那单，不是因为忽然高尚了，是因为在老家那张硬板床上她想明白了一件事：她可以穷、可以累、可以回家劈柴熬药，但不能在某个早晨醒来时，不认识镜子里那个涂着口红的女人。

便利店凌晨两点关灯，阿秀拉下卷帘门。月亮挂在巷子口，薄薄一片，像她叠在KTV更衣柜里的那件蓝制服，干干净净地，再没人穿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