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中央苏区，两名红军干部吃完药片突然发狂，满地奔走、心口灼痛大喊。当时苏区正在清查AB团，所有人一口咬定是医护人员蓄意投毒，三名医务干部立刻被列为特务嫌疑人，眼看就要酿成一桩冤案。

三人里，游胜华最先被关了起来。罗瑞卿去见他的时候，这个年轻医生一见人就红了眼眶。

他攥着拳头，声音发颤："我是贫农子弟，是陈毅同志送我去学医的。一心想救伤员，怎么会下毒害人？"

罗瑞卿没接这话茬，只让他把取药、发药的经过从头讲一遍。

游胜华说，那药只给了机要科长和警卫连指导员两个人，别的战士谁也没沾过，也没送进过任何一位首长的病房。

罗瑞卿把这句话记下了，转身去了药房。

药房里堆着第四次反"围剿"缴获来的西药，瓶瓶罐罐一大堆，落了层薄灰。

这批药运输途中磕碰得厉害，外包装破了，标签也大多脱落。

军团正闹疟疾，不少战士被"打摆子"折磨得直不起腰，高烧退了又来，特效药奎宁格外紧俏。

医务处的戴济民和游胜华翻了半天，凑近瓶口闻了闻，又倒出一点在手心看颜色。

两人觉得剩下这批药颜色气味都像奎宁，就归了类，存起来备用，谁也没想过要专门化验一遍。

机要科长和警卫连指导员染上恶性疟疾，冷一阵热一阵。游胜华想着首长留用的奎宁不能动，便从这批缴获药里取了几片，分给两人服下。

罗瑞卿蹲在药箱前，一瓶一瓶地看。看着看着，他发现不对劲。有些药瓶上的标签是印出来的字，另一些却是手写的。

他把那些写着"奎宁"的瓶子挑出来摆成一排，全是手写体，没一个是印刷标签。

他叫来戴济民，把瓶子往桌上一放："这些'奎宁'的标签，原厂印的呢？"

戴济民早年在吉安开过诊所，后来红军一路打过来，他关了诊所跟着走了。

这会儿他愣了一下，答得也实在："这批缴获的时候本来就没标签，是我们凭经验、凭口感补写上去的。"

一句话，把罗瑞卿的疑心坐实了大半。凭经验补写的标签，跟真正的药品成分之间，隔着一道谁也说不准的缝。

这时候，卫生部长姜齐贤主动找上门来。

他原是国民党军的医官，1931年在江西老营盘被红三军俘虏，留下来当了红军的军医。

案子一出，走到哪儿都有人拿眼神打量他。没人明说，但那意思他懂。

姜齐贤没躲，也没等着别人来找他问话。

他主动找到罗瑞卿："这两天我一直在想，问题该是出在那批没标签的药上。它像是什么兴奋药，不像奎宁。"

罗瑞卿听完，没多说什么，让姜齐贤牵头。军团所有懂药的医护都被叫来，对着那批可疑药片重新会诊。

几个人翻着药典，比对症状：狂躁、乱抓、心口发烫，这些反应跟奎宁对不上，倒像吗啡中毒的样子。

查到这一步，真相已经很清楚了。那批被当成奎宁存起来的药，其实是吗啡。

吗啡本身带有强烈的兴奋作用。

两个患疟疾的干部一吃下去，才闹得满地乱跑、大喊大叫，跟AB团的特务破坏毫无关系。

罗瑞卿当即下令放人。游胜华从关押处出来那天，罗瑞卿当面跟他说明了原委。

戴济民、姜齐贤两人也一并解除了嫌疑，重新回到各自的岗位上。三人躲过了一场本可能要命的误判。

案子了结，聂荣臻没有就此打住。

他把这次教训定成了一条硬规矩：往后凡是缴获来的、没有标签的药品，一律先让懂行的医护辨认。

辨认之后还要拿去给狗试药，确认没有毒性，才能发给伤病员用。

军团的药房从此多了一道谁也不能省的程序。戴济民后来配药，总要先把新到的药瓶单独放上几天，瓶口贴上日期，跟旧药隔开摆。

一场差点酿成的冤案，起因是几张凭经验补写的手写标签，了结靠的是几瓶拿去喂狗的药。

文章来源：《党史博采》；红色文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