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下属携全团“投敌”，师长大骂，粟裕为何仅回3字？
1943年的苏中根据地，日子非常难熬。日伪军为了彻底搞垮新四军，在南通、海门、启东一带发起了极其恶毒的“清乡”运动。敌人用竹篱笆和铁丝网，把根据地分割成一块块孤立的小据点，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企图把新四军活活困死在里面。
面对日伪军的铁壁合围，硬拼肯定要吃大亏。这时候，粟裕的战术天才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他敏锐地察觉到，日伪军兵力其实并不充足，为了维持庞大的“清乡”封锁线，敌人正在四处招降纳叛，扩充伪军队伍。
既然敌人缺人，咱们何不干脆送一支队伍进去？
这个大胆到近乎疯狂的想法，在粟裕脑海中成型。把一根钉子直接扎进敌人的心脏里，不仅能打乱敌人的部署，还能搞到核心情报，关键时刻反戈一击，绝对能让日伪军喝一壶。
计划有了，选谁去执行呢？这个任务太特殊了。带队的指挥官必须绝对忠诚，同时还要具备超强的应变能力，演起汉奸来还得像模像样。粟裕把目光锁定在了通海自卫团团长汤景延身上。
汤景延这人很有意思。他早年在国民党军队里干过，懂正规军的套路，后来因为看不惯国民党消极抗日，毅然投奔了新四军。他身上有一股江湖豪气，平时喜欢交朋友，三教九流都能搭上话。最关键的是，他对革命的忠诚早就在无数次生死考验中得到了证明。
一天深夜，粟裕秘密召见汤景延，把“奉命投敌”的计划和盘托出。
咱们换位思考一下，对于一个把名节看得比命还重的抗日军人来说，去当汉奸，哪怕是假汉奸，在心理上也是极大的折磨。一旦披上一身狗皮，老百姓会戳你的脊梁骨，不知情的战友会把你当成叛徒，万一在敌人内部牺牲了，甚至可能连个烈士的名分都捞不着，只能背着千古骂名长眠地下。
可是，汤景延没有丝毫犹豫。为了保住抗日根据地，个人的名誉算得了什么？他当场立下军令状，坚决完成任务。
为了让这出戏演得逼真，整个苏中军区知道这个计划的核心人物屈指可数。施亚夫作为伪军内部的高级内线，因为身处险境，为了保护两边的安全，自然也没有被告知实情。
1943年4月，汤景延率领全团人马，浩浩荡荡地开进了伪军的驻地，接受了伪军的改编。敌人虽然高兴，但并没有完全放下戒心。日伪军的高层都是些老狐狸，他们给汤景延安排了最艰苦的驻地，把他的部队分散部署，同时派出了大量特务暗中监视。
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汤景延摇身一变，成了一个贪图享乐、吃喝嫖赌样样精通的“兵痞”。
这种烂泥扶不上墙的表现，很快就让日伪军的特务放松了警惕。他们向上面汇报：汤景延这个人胸无大志，只贪图个人享受，不足为虑。
其实，那些看似荒唐的牌局和酒局，正是汤景延收集情报的绝佳场合。在推杯换盏之间，日伪军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扫荡计划，全都被他摸得一清二楚。每天深夜，当特务们都睡死过去后，汤景延和团里的几名核心党员，就会把这些绝密情报通过秘密渠道，源源不断地送到粟裕的手里。
靠着这些情报，新四军在反“清乡”斗争中犹如神助。敌人刚准备扫荡，新四军就已经安全转移；敌人的运输队刚出门，新四军的伏击圈就已经设好。日伪军高层被打得晕头转向，怎么也查不出到底是哪里漏了风声。
在这段潜伏的日子里，最让汤景延煎熬的，是面对手底下的战士。全团一千多号人，绝大多数都不知道投敌是假。当战士们被迫换上伪军的黄皮装时，许多年轻的娃娃兵躲在被窝里偷偷抹眼泪，有的战士宁可当逃兵也不愿当汉奸。汤景延只能硬着头皮，用最严厉的军法压制住部队的情绪，同时让底层的党员骨干暗中安抚，告诉大家“团长自有安排”。
1943年9月下旬，中秋节刚刚过去。日伪军决定举行一场大型的庆功宴，邀请各地伪军头目参加。汤景延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动手的最佳机会。他通过秘密电台请示了苏中军区，粟裕下达了“破腹而出”的战斗指令。
那天晚上，汤景延在驻地大摆宴席，把周围的日伪军军官全都请了过来。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日伪军官们一个个喝得东倒西歪。
就在这时，汤景延猛地站起身，狠狠地把手中的酒杯摔在地上。这声清脆的碎裂声，就是全团反击的信号。
早已憋了一肚子火的新四军战士们，瞬间撕下了伪装。 他们拔出枪，对准了那些平时趾高气昂的日伪军官。仅仅用了不到一个小时，汤景延的部队就干净利落地解决了宴会上的敌人，同时全团多路出击，一夜之间端掉了日伪军精心构筑的十几个核心据点。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苏中大地上时，汤景延已经带着全团战士，带着缴获的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昂首挺胸地跨过了敌人的封锁线，顺利回到了新四军的怀抱。
直到那一刻，许多普通的战士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大半年来受的窝囊气，全都是为了今天这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而远在敌营深处的施亚夫，在得知事情的真相后，也是愣了半天，随后哈哈大笑，在心里默默给粟裕和汤景延竖起了大拇指。
这场被称为“汤团行动”的传奇战例，成为了抗战史上一段不可复制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