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重庆大坪刑场，陈然背插死囚标签，双手反绑。当特务喝令他跪下时，他猛然转身，用被缚的双手扯下背上那块写着“死囚”的纸标，重重掷在地上，朗声道：“从正面向我开枪！”这一年，他年仅26岁。

1949年10月28日清晨，雾沉沉压着大坪的荒坡。

十个被麻绳反绑的人，一字排开站在枯黄的草里。

每人后背都插着硬纸标签，“死囚”二字被晨露浸得发皱。

陈然站在最左边。

蓝布长衫磨出毛边，裤脚沾着牢房的黄泥。

手腕被麻绳勒出深紫印子，渗着血珠。

特务队长厉声喝。

跪下。

陈然没弯膝盖。

他肩膀一拧，硬生生转过身子。

反绑的胳膊跟着转动，麻绳勒得更深，血顺着小臂往下滴，他眉头都没皱。

他直挺地面向行刑队。

一排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他的胸口。

风掀起纸标签，哗啦作响。

他抬起被绑的双手，指尖勾住纸标边角。

手腕用力一扯。

那张“死囚”硬纸，被他完整扯了下来。

他手腕一翻，重重砸在脚边泥地里。

尘土扬起又落下，盖住了半个“死”字。

行刑的特务都僵住了。

他们杀过太多人，从没见过这样的。

陈然站在秋风里，腰杆挺得笔直。

目光扫过每个端枪的特务，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

他开口，声音不高，却盖过了风声。

从正面向我开枪。

特务队长脸涨成酱紫色，挥手下令开枪。

可端枪的兵手都在抖，没人敢先扣扳机。

两个特务冲上去，掰着他的肩膀强行扭回去。

陈然挣了两下，没挣开。

被转过身时，他放声大笑。

笑声撞在空旷的坡地上，又弹了回来。

枪声终于响了。

慌乱的扫射声劈里啪啦。

陈然向前倒了下去。

鲜血从后背涌出，漫进泥土，染红了地上的纸标。

这一年，他二十六岁。

距离重庆解放，还有三十七天。

这个年轻人，原本是工厂代理厂长。

白天穿工装在车间转，和普通工人没两样。

只有深夜，他才关紧房门点上油灯，印《挺进报》。

一张蜡纸原本只能印三十份，他熬了几个通宵，改到能印一千多份。

印好的报纸像火种，飘在重庆沉沉的黑夜里。

1948年4月22日傍晚，叛徒出卖了他。

特务脚步声在楼下响起时，他本可以从后门逃走。

可他没有跑。

他快步走到窗边，把扫帚挂在窗台钉子上。

那是和战友约好的警报信号。

看见扫帚挂着，就知道这里暴露了。

挂完扫帚的下一秒，特务撞开了房门。

他被捕了。

敌人搜遍屋子，只搜到没发完的报纸和油印工具。

半点儿组织线索都没找到。

特务用尽酷刑逼他开口。

他咬着牙，一个字都没说。

敌人给他注射迷药套话。

可他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话。

《挺进报》是我一个人办的。

敌人让他写自白书。

他拿起笔，写下一行又一行。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这就是《我的“自白”书》。

被关在白公馆的日子，他腿伤了也没停下斗争。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进高墙。

陈然和难友们激动得浑身发抖。

他们找来红色被面，剪了五颗黄纸星星。

没见过真正的五星红旗，就把大星放中间，四颗小星围在四周。

没有针线，就用饭粒粘。

这面粗糙的旗子，被他们藏在地板底下。

他们说，等解放那天，就举着它走出牢门。

可他们没能等到那天。

10月28日清晨，特务打开牢门，点了陈然的名字。

他知道自己要走了。

走之前，他摸了摸地板下的红旗，笑了笑。

他跟同屋难友说。

替我看看新中国。

然后转身走出了牢房。

再也没有回来。

和他一起牺牲的，还有九位同志。

他们都站着走上刑场，到死都没跪下。

重庆解放后，人们找到了那面没来得及举出去的五星红旗。

那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把命留在了黎明前。

他没见过天安门的红旗升起，没听过街上的欢呼。

可他到死都挺着腰杆。

连死，都要正面迎着枪口。

很多年后，人们在课本里读他的诗。

人们知道他是《红岩》里成岗的原型。

可很多人忘了。

他也只是个二十六岁的普通人。

本该有很长的路要走。

可他选择了挺直脊梁，站着死。

风还在大坪的坡地上吹。

当年的血早就渗进泥土，长出了新草。

只是每年秋风起的时候，总有人会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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