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熙晚年陋规就已经合法化了，像年羹尧的哥哥广东巡抚年希尧，给刚上位的雍正说自己每年收礼，都能得到6.5万两银子。而这还是较低水准，隔壁的山东巡抚黄炳说当地巡抚衙门每年接受的规礼达十一万余两。
清朝地方官场最可怕的地方，不是某个官员伸手收钱，而是伸手收钱已经变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日常。百姓看到的是交税、交粮、服役，官员看到的却是一张庞大的支出网。
衙门里要养幕友，要管书吏，要用差役，遇到上司巡查要接待，遇到仓库盘点要打点，遇到河工、城墙、驿站、军需，又是一笔笔银子。朝廷给地方官的正俸并不高，很多开销没有明账，灰色收入就从这些缝隙里钻了出来。

康熙五十六年，也就是1717年，两江总督长鼐刚刚到任，属员前来拜见，随手带来的银子就很说明问题。有人送一百二十两，有人送五百两，已经收到的有三千八百两。
长鼐估算，还没来的江南、江西官员如果照旧例送上来，总数大概能到一万两上下。这笔钱看似是新官上任的“见面礼”，其实更像一张入场券。
谁来拜，送多少，大家心里都有数。上司不一定开口索要，下属也不一定情愿送，可整个官场已经把这套动作当成规矩来走。
礼一送出去，后面自然要从别处找回来。到了雍正元年，也就是1723年，雍正刚坐稳皇位，就开始追问地方收入到底有多少。
年希尧当时奏报，广东巡抚一年按旧例收到的规礼大约六万五千两。这个数已经远远超过官员正俸，可在各省里还算不上最重。
山东巡抚黄炳说得更直接，巡抚衙门一年收到的规礼有十一万余两。河南巡抚奏报的数额更高，各项陋例一年“不下二十万两”。
这不是一个小衙门的小账本，而是一个省级官场的运行成本。数字越大，说明下面承受的压力越重。
火耗就是最典型的一道口子。清代征税多用碎银，地方官说碎银熔成标准银锭会有损耗，于是每交一两正税，要额外加收一些。
康熙年间就有人提到，有些州县每两加二三钱。粮食也有类似说法。
粮食入仓，有路损、有霉变，也可能被老鼠、鸟雀糟蹋，于是地方又设出鼠耗、雀耗这样的名目。问题不在于有没有真实损耗，而在于损耗一旦没人严格核算，就很容易被放大成固定收入。
可默认最容易变味，本来是补办公经费，后来变成了官场分润；本来是临时弥补，后来变成了固定规矩。雍正面对的局面，已经不是抓几个贪官就能解决。
地方亏空严重，陋规到处存在，官员又早已习惯这种收入结构。如果突然全部砍掉，衙门可能转不动；如果放任不管，百姓负担会越来越沉，朝廷也会失去对地方财政的控制。
于是，雍正推动了耗羡归公。大体意思是，火耗这类附加收入不能再由地方官私下支配，而要纳入公账，再从中拨出一部分作为养廉银，让官员有相对固定、公开的收入，也让地方办公经费有出处。
雍正元年开始试行，雍正二年继续推广，形成清代财政整顿中的重要一环。这个办法有现实意义。
它把原来藏在暗处的钱，尽量拉到明处；把人人默认的陋规，变成可以管理的款项。官员收入高一些，但不能再随便伸手；地方有办公银子，但要按制度走账。
至少在雍正朝，这确实对整顿亏空和压制乱收费起过作用。不过，它也不是一剂神药。
百姓额外承担的部分，并没有因为改名就凭空消失。只是过去叫陋规，后来进入公账，形式上更整齐了。
制度能减少私分，却不一定能彻底减轻负担；能管住账册，却不一定完全管住人心。很多时候，它先披上一层“旧例”的外衣，再借着“大家都这样”的理由慢慢扎根。
等到所有人都习惯了，再想清理，就不是查一笔钱那么简单了。这段历史最深的教训，不在于六万五千两、十一万两、二十万两这些数字有多吓人，而在于制度漏洞一旦长期存在，就会把不合理变成习惯。
官员觉得自己有难处，下属觉得自己不得不送，地方觉得不加收就办不了事，可百姓没有多少解释空间，只能把一两一斗交出去。雍正的整顿有魄力，也有局限，它能把混乱的灰色收入变成较清楚的财政安排，却不能一下子改变地方治理对额外收入的依赖。
历史看似很远，其实提醒很近：任何治理只要长期靠默认、靠旧例、靠人情来补制度的洞，最后都会让成本转嫁给最没有议价能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