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军统湖北站副站长指着钱大钧的鼻子骂道：“你这老东西，别以为肩上几颗星，就敢在军统的地盘上指手画脚！”

1938年的武汉，夏天闷得像口扣死的铁锅。

长江飘来的硝烟混着潮气，糊得人喘不过气。

城外炮声一阵接一阵，震得窗纸簌簌发抖。

街上的人都埋着头走，脚步快得像被鬼追。

军统湖北站的黑漆大门，立在武昌深巷里。

门口两个挎枪特务，脸绷得比门板还硬。

没人敢往门里多看一眼。

这天上午，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了大门口。

车头上的空军小旗，在风里晃了晃。

门岗刚要呵斥，车门就开了。

下来的人穿空军将官服，肩章金星亮得扎眼。

是航空委员会的钱大钧，正经的中将。

特务的腿一下子软了半截。

钱大钧皱着眉，脸上没半点笑意。

他是带着火气来的。

三天前，一批航空器材在武昌码头被扣了。

十二箱飞机零件，二十桶机油。

扣货的是军统的人，说要查违禁品。

那时候武汉空防正吃紧。

日本人天天来炸，一半飞机等着零件修。

货晚一天，就多几架飞机飞不起来。

钱大钧连发三封电报，石沉大海。

打电话过去，说站长不在，做不了主。

他索性亲自上门。

迎出来的不是站长，是副站长杨若琛。

四十来岁，穿洗白的中山装，捏着把黑折扇。

脸上堆着笑，眼里却没半点温度。

他客客气气拱手，说有失远迎。

钱大钧没绕弯，直接问货什么时候放。

杨若琛摇着扇子，说上峰有令，得逐一查验。

抗战时期，马虎不得。

钱大钧脸色沉了。

他说这是作战物资，耽误战事谁担得起。

杨若琛合上扇子，在手心敲了敲。

他说军统有军统的规矩。

有意见，找戴老板说去。

这话像火星子，一下点了火。

副官的手瞬间按在了枪套上。

钱大钧和戴笠的旧怨，国府没人不知道。

如今一个小小副站长，也敢拿戴笠压他。

钱大钧往前跨一步，皮鞋踩得石板响。

他指着院角的木箱，说今天货必须拉走。

杨若琛也往前站了站，个子矮半头，腰杆挺得直。

他拍了拍手。

廊下冲出来十几个特务，端着枪对准了门口。

黑洞洞的枪口，齐刷刷对着钱大钧。

副官刚要拔枪，被钱大钧一眼按住。

钱大钧盯着他，说你敢拿枪对着我。

杨若琛哼了一声，一把拨开他的手。

他凑上前半步，指尖几乎戳到钱大钧鼻尖。

他说，你这老东西，别以为肩上几颗星，就敢在军统的地盘上指手画脚！

院子瞬间静了。

蝉不叫了，风也停了。

端枪的特务都屏住了呼吸。

没人敢信，一个副站长敢骂中将老东西。

钱大钧的脸从白涨红，又从红转青。

拳头攥得指节发白，青筋凸起来。

他当了半辈子官，从没受过这种辱。

杨若琛嘴上硬，后背的汗早浸透了衣服。

他心里也怕。

站长一早躲了出去，把他推在前面挡枪。

他不硬撑，回头戴老板饶不了他。

两个人就那么僵着。

空气稠得像浆糊。

半晌，钱大钧突然冷笑一声。

他转身走回轿车边，让副官打长途去侍从室。

接委员长官邸。

杨若琛的脸一下子白了。

扇子啪嗒掉在地上。

他知道，这事闹大了。

不到半个钟头，站长满头大汗跑了出来。

连连鞠躬道歉，说手下人不懂事，全是误会。

转头对着杨若琛破口大骂。

又赶紧赔笑，说马上装车，亲自送机场。

钱大钧靠在车边，一言不发看着他演。

货很快装好了。

钱大钧临上车，回头看了一眼台阶上的杨若琛。

那人低着头，看不清脸。

地上的折扇，被风吹得翻了个面。

轿车开走，卷起一路尘土。

特务们都松了口气。

只有杨若琛知道，这事没完。

后来没人说得清后续。

有人说钱大钧没提挨骂的事，只报了物资到位。

也有人说戴笠回来，把杨若琛贬去了西北。

再后来，武汉失守了。

人撤去了重庆，城留给了日本人。

这场巷子里的争执，像石子投进长江。

溅了点水花，就没了踪影。

当年在场的人，死的死，散的散。

偶尔有老特务在重庆茶馆晒太阳，会提起这事。

他们说那是一九三八年，武汉最大的笑话。

台上的人争得你死我活。

台下的炮弹，早打到了城门口。

等吵完了，家也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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