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陈景润毕业后分到北京四中教书，学校却因口齿不清辞退他。之后他摆摊租书，艰难度日。然而一个人的出现，却让他得到了去厦门大学工作的机会。

1953年的秋天，陈景润拎着蓝布包袱走进了北京四中。

他是厦门大学数学系提前毕业的高材生，国家统一分配来的。

二十一岁，瘦得像根晒蔫的竹竿，眼镜片厚得像玻璃瓶底。

第一次站上讲台上，他张嘴就慌了。

浓重的福州口音裹着细碎的嗫嚅，飘在教室里，学生们听不清。

台下先是窃窃私语，后来就哄笑起来。

他攥粉笔的手越收越紧，粉笔灰簌簌落在发白的袖口上。

脸涨得通红，半天憋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学校惜他学问好，特意给他调了岗，不用上课，只批改作业。

他松了口气，想着总算能对得起这份工资。

可身子不争气。

肺结核和腹膜结核接连找上门，一年里住了六次院，动了三次手术。

办公室的椅子，空着的时候比坐热的时候多。

1954年秋天，领导找他谈话，让他先回乡养病。

他听懂了，这是辞退。

他没争辩，也没求情，低着头把教案叠得整整齐齐，塞进包袱。

走出校门那天，北京的风刮得脸生疼。

兜里揣着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心里空落落的。

他读了十几年书，从福州读到厦门，又一路读到北京。

末了，连个教书的差事都保不住。

回到福州老家，他断了收入。

总不能伸手向家里要饭吃。

他找了块旧木板，凑了些旧书和几盒香烟，在街边支起摊子。

租书两分钱一本，卖烟赚几分薄利。

一天下来，挣的钱够买两个粗粮窝头。

他把厦门大学的毕业证摆在摊子角上，当招牌用。

那时候大学生金贵，路过的人都要多看两眼。

他蹲在摊子后面，捧着厚厚的数学专著看。

街上的叫卖声、自行车铃铛声、孩子哭闹声，都落不到他耳朵里。

他的世界只有书页上的数字和符号，像黑夜里的星星。

有人来租书，喊他好几声他才猛地回神。

慌慌张张收钱递书，手指抖得硬币都拿不稳。

刮风的时候，书页被吹得哗啦响。

他用砖头压住书角，缩着脖子，眼睛还黏在公式上。

下雨的时候最狼狈。

他抱着书往屋檐下跑，后背淋透了也不管，就怕书湿了。

书是他的饭碗，也是他的命。

有时候小孩趁他看书入神，偷偷拿走两本小人书。

他回过神来也不追，只是愣一会儿，又低下头看自己的书。

街坊邻居都议论，说这个读书读傻的文化人，可惜了。

他听见了，也不搭话。

他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要熬到什么时候。

或许就守着这个小摊子，算一辈子数学题，也就这样了。

转折发生在1954年底。

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到福州开会，走在大街上。

他听见身后有人轻声喊，王校长，王校长。

声音很小，带着熟悉的福州口音。

他回过头，看见街边地摊上蹲着个瘦年轻人，胡子拉碴，衣服破旧。

认了好一会儿，他才认出是陈景润。

当年厦大有名的数学天才，系里老师都夸的好苗子。

王亚南心里咯噔一下。

才分开一年多，怎么就沦落到摆地摊了。

他走过去，陈景润慌忙站起来，手在裤子上蹭了又蹭。

头埋得很低，不敢看他。

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王亚南把他叫到招待所，问清了前因后果。

听完之后，他沉默了很久。

他知道这个学生嘴笨，不是教书的料。

可他更知道，这个人在数学上的天分，万里挑一。

放错了地方，就是街边摆摊的落魄人。

放对了地方，就是能做大学问的好苗子。

他对陈景润说，跟我回厦大吧。

陈景润猛地抬起头，眼镜滑到了鼻尖上。

他以为自己听错了。

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话，眼泪先掉了下来。

他赶紧用袖子擦，擦得镜片一片模糊。

1955年二月，陈景润重新踏进了厦门大学的校门。

王亚南把他安排在数学系资料室，管图书，整理资料。

不用上课，不用多说话，每个月有安稳的工资。

还有一屋子看不完的数学书。

他像是一条快要干死的鱼，重新游回了水里。

白天整理资料，晚上就在宿舍演算题目。

宿舍的灯，总是整栋楼最后一个熄灭。

窗外的凤凰花开了又谢，潮起潮落的声音他都很少留意。

他一头扎进数字的世界里，再也不用出来。

后来的事，所有人都知道了。

他在哥德巴赫猜想上做出了震惊世界的成果。

他的名字，写进了全世界的数学教科书里。

可很少有人记得，他曾经在北京的讲台上窘迫得抬不起头。

很少有人记得，他在福州的街边，靠两分钱一本的租书钱糊口。

如果当年王亚南没有停下脚步，没有那句跟我回厦大吧。

这颗数学巨星，或许就永远埋在了市井的尘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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