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历代王朝都一样，在开始打天下、夺江山的时候，都与老百姓称兄道弟，同命运、共患难。待到打下天下、坐了江山之后，老百姓就成了被盘剥、被奴役的对象。这就是历史“周期律”。

为什么历代都跳不出这个“周期率”呢？用俗话说就叫“此一时、彼一时”或“用人可前，不用人可后”。打江山时，是具有共同的奋斗目标，推翻当权者的统治，老百姓是最得力的帮手或生力军。夺取政权做了统治者，身份变了，手中有了特权，特权带来巨大利益；利益自然不能平均分配，当年打江山的老百姓又会沦为受欺压、受奴役的底层人。信不信由你。

​当年秦末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是这样。九百名走投无路的戍卒揭竿而起，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大家全是受苦受难的弟兄。那时候同吃同住、生死与共，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凝聚人心，抱成一个团，憋着一股劲：推翻暴秦，再也不愿被苛政踩在脚下。

当陈胜刚打下陈县、自立为王后，那形势立马就发生了变化。那些和他一起种地打工的难兄难弟，想跟他叙叙旧、联络联络感情，陈胜早已忘却旧情，反而却得这是在揭他的丑，竟遭遇杀身之祸。这似乎印证了一句俗话：“有权的王八大三辈”。




从​底层崛起的大明皇帝朱元璋更是此。这位从小给地主放牛打工，颠沛流离、爹娘被活活饿死，连块下葬的地都求不来，尝遍了底层百姓所有苦楚。造反的时候，他打出“济万民、安天下”的旗号，军纪严明、不扰百姓，靠着民众的支持一步步推翻元朝，坐上了龙椅。开国之初他确实铁腕治贪、轻徭薄赋，可转头就给朱家子孙定下了世袭罔替的规矩：皇子皇孙生下来就封王赐地，不用劳作、不用当差，俸禄粮米全从百姓赋税里出。到明朝中后期，朱家宗室繁衍至数十万，光是宗室岁禄就成了朝廷财政的沉重负担，百姓肩上的赋税担子，越压越重。​为什么次次都跳不出

这个怪圈？说到底，是封建王朝的根子从来没换过。打天下的时候，当权者手里没地盘、没钱粮，全靠老百姓出人出力拼江山，自然要把“兄弟”“子民”挂在嘴边，用分田地、减赋税的承诺换人心。可天下坐稳了，他们的身份就从“造反者”变成了“特权者”，心思也从“夺天下”变成了“守家业”，守的是自家的荣华富贵，是子孙后代的世袭利益。
​于是土地慢慢被权贵、士绅兼并，赋税徭役一层层往下转嫁，最后全落到普通百姓头上。赶上皇帝开明、吏治清明，剥削轻一点，百姓能混个温饱，就算是史书里称颂的“盛世”；赶上昏君当道、贪官横行，横征暴敛逼得人活不下去，就再爆发一场农民起义，推翻旧王朝，换一拨人坐龙椅。改朝换代换了无数个姓氏，可底层百姓被压榨的处境，始终没能从根上改变。这也就是古人说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
​但话说回来，历史从来不是原地打转的循环。从先秦的奴隶制到封建制，从世卿世禄到科举取士，百姓的身份一直在慢慢松动，至少不再是生来就定死的贱籍。而真正打碎这个千年怪圈的，是新中国的成立。人民第一次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世袭特权被彻底推翻，我们党更是用“两个务必”、自我革命的方式，主动跳出历史周期率——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发展的成果惠及人民，这才是和封建皇朝最本质的区别。
​很多人读史只看到王朝更替的残酷，却没看清历史向前的脚步。古代起义军跳不出皇权的局限，是因为他们没有新的思想、新的制度，只能照着旧路子重走一遍。而今天的我们，早就走出了那个轮回，这才是历史最值得庆幸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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