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当上副总理后，住在钓鱼台国宾馆，但毛主席让他搬出去，不要住在钓鱼台，是什么原因呢？

主要信源：（现代快报——副总理陈永贵搬进搬出钓鱼台内幕）

1975年春，刚当选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住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

办公桌一边是他从大寨带过来的豁口搪瓷缸，另一边摞着半尺高的农业文件。

走廊铺着厚地毯，走路没声，窗外是修剪齐整的草坪，他每天早上醒了都愣会儿。

这会儿大寨虎头山的社员该扛锄头上坡。

鞋上沾湿泥，风里都是黄土味，跟这儿完全两个世界。

陈永贵是山西昔阳人，半辈子都在大寨当支部书记。

大寨那地方当地叫“七沟八梁一面坡”，地薄得种啥都费劲，早年年年要吃国家救济。

1963年发大洪水，周边村子都垮了，大寨梯田冲了一半，县里要拨救济粮。

他带着社员边抢险边抢种，年底不光没要救济，还按数交了公粮。

“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就这么传开，毛主席南方视察听说了，特意记了这个名字。

1964年12月毛主席71岁生日，自掏腰包办小宴，让周总理请了几个劳模，陈永贵是其中之一。

他还穿着补丁蓝布棉袄，头包山西农民常用的白毛巾。

周总理提醒进中南海可以摘了，他愣了愣才摘。

吃饭时毛主席问了问家里情况，叮嘱别翘尾巴，要夹着尾巴做人，他记了一辈子。

那时候毛主席就想着从工农里挑能干的提领导岗位，陈永贵是头一批。

1973年开十大，陈永贵选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周总理身体不好，中央决定增设12个副总理分管不同口。

陈永贵作为基层农业代表排第七，当副总理管农业。

一个没念过几年书、半辈子刨地的农民一下到副国级，不少人议论。

他自己也犯嘀咕，接任命时说中央让干就干，但不能离了地。

按安排他进京住钓鱼台，可住得浑身不自在。

大寨鸡叫就下地，歇口气能蹲地头啃窝窝头唠家常，钓鱼台安静得能听见自己呼吸。

文件一摞摞送过来，都是各地报的情况，他看着数字总觉得有水分。

有的县报亩产一千多，他前两年下去看，那地最多产八百，全靠堆肥料。

还有基层干部想来找他反映情况，进出钓鱼台手续太麻烦。

好几道岗，好多人嫌折腾就不来了，他觉得跟基层隔了层墙，再住下去怕要变成只会画圈圈的领导。

当时高层也有人不待见他，见了面不打招呼，还时不时刺两句。

他也不搭理，就闷头看文件，越看越坐不住。

同年5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前毛主席挨个握手。

到他这儿多问了句在京住哪儿，听说住钓鱼台，随口提了句别住那儿了。

旁边人纳闷，陈永贵心里有数，自个儿早有搬的意思，就是没好说，这话算是点了他。

没多久他给中央写信，提两个事。

一是工作安排搞“三三制”。

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处理公务开会，三分之一到各地跑调研，三分之一回大寨这类基层点，边劳动边摸情况。

二是搬出钓鱼台，住方便走动的地方，别搞特殊。

信送到毛主席那儿，批了同意，钓鱼台没鱼可钓。

这话有两层意思。

一是陈永贵想往下跑、不想坐办公室瞎指挥，符合毛主席说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支持。

二是钓鱼台太封闭，信息都是层层报上来的，过滤得差不多。

对他这种靠实地摸情况的干部来说，确实钓不着“鱼”。

再加当时高层情况复杂，他一个没啥政治斗争经验的农民干部，老待在钓鱼台容易出问题，让搬也是护他。

搬了之后他下基层次数明显多了，不光回大寨，还去别的省农村跑。

调研不爱坐办公室听汇报，喜欢直接下田。

碰见干活的农民就搭把手，问雨水够不够、化肥够不够、种子是哪的。

问得细，说话不绕弯，农民愿意说实话。

回北京开会讲农业，都是举具体例子。

哪的地产多少、哪的地该咋整，数字说得清清楚楚，别的领导都说老陈话糙但实在，靠得住。

1980年9月国务院调整，他主动辞了副总理职务，退下来前户口一直在大寨，没迁北京。

当了五年副总理，一天副总理工资都没拿过，还是按大寨工分算待遇。

1986年3月在山西去世。

邓小平指示按副总理规格办追悼会，中央给的评价八个字，功盖虎头，绩锚大地。

虎头就是大寨后的虎头山，是他带社员垒了十几年石坎的地方。

他这辈子就认一个理，离了地就不踏实，钓鱼台再好也钓不着他要的“鱼”。那

鱼不在国宾馆池塘里，在大寨梯田缝里，在全国生产队的汗里。

毛主席那话，算说到他心坎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