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中国人，是不是都很有钱？"说这话的不是记者，不是学者，而是一个月收入不到800块人民币的斯里兰卡突突车司机。

问这话的是个斯里兰卡小伙，二十出头，皮肤晒得发亮，穿一件洗到褪色的polo衫。他叫迪兰卡，在康提开突突车。那天下小雨，他把我从佛牙寺拉回住处，半路突然扭头问了这么一句。不是闲聊找话题，他是真想知道。

我说不是，中国也有穷的地方。他没接话，从后视镜看了我一眼，笑了笑。那个笑我后来才读懂——他不信。

这是我第三次去斯里兰卡。前两次纯游客模式，狮子岩、茶园、加勒古堡，全程包车住酒店，印象停留在"物价便宜，红茶好喝"。这次不一样，我在康提租了间公寓住了三个月，自己买菜做饭，坐公交出门，和当地人一起排队买椰子饼。三个月下来，"微笑国度"的滤镜碎了大半，露出来的东西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斯里兰卡2200万人口，面积6.5万平方公里，比宁夏大一点。一个普通大学毕业生月薪大概4万到6万卢比，折合人民币不到1500块。康提市区一个不带空调的单间月租2万卢比，一瓶550毫升可乐卖280卢比。

刚到时我唯一的感受就是便宜，什么都便宜。直到有一天，楼下便利店里一个小伙攥着1000卢比买一瓶可乐和两包饼干，付完钱低头数了半天零钱，抬头问我：你们中国的可乐也这么贵吗？

1000卢比，折合人民币24块。在国内是一杯奶茶的价格，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整天的饭钱。康提超市收银员月薪不到4万卢比，一天挣不到1500。这笔账一算，那瓶可乐的分量就完全不同了。

后来我开始有意识地跟当地年轻人聊天。在健身房认识了萨米拉，二十五岁，科伦坡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在本地IT公司做程序员。他对中国的了解超出我预期——华为、深圳、高铁、移动支付、双十一，全知道，都是从网上看来的。

但他说了一句让我记到现在的话："你们很幸运。"

他说在斯里兰卡做程序员，宽带月费将近一万两千卢比，网速不稳定，下雨天就断。跑代码跑到一半网络没了，一切重来。公司服务器在印度，延迟高得令人绝望。他说完顿了一下："我在这里能做到的最好，可能够不到你们那里的起点。"

类似的话我不止听过一次。一个叫尼罗珊的女生，在贸易公司做文员，月薪45000卢比。她学了两年中文想去中国留学，因为没拿到奖学金一直没去成。她说大学同学有人去了武汉读书，现在在深圳工作，过年回来掏出一台折叠屏手机，所有人都看傻了。

她说中国公司在当地开8万卢比月薪，他们觉得已经很高了，但同样岗位在中国至少是五倍。"这个差距——"她没说完，但意思已经很清楚。不只是钱的差距，是一种结构性的落差，从起跑线上就拉开了。

最让我沉默的是一个十八岁的男孩努万。他爸是开突突车的，从早六点干到晚十点，月入六万卢比出头。努万刚高中毕业等大学录取，他问我："中国人是不是真的什么都能造？"

我说差不多，高铁、手机、汽车都自己造。

他说："你们能造，我们只能买。你们寄包裹一天到，我们寄到科伦坡要等一星期，下大雨路断桥塌，十天半个月都不一定到。"

回去路上他爸说了一句："我开了一辈子突突车，希望儿子不用再开。"然后又补了一句："我儿子想去中国。"

我问为什么。他想了想，说了两个字："公平。"

这两个字从一个突突车司机嘴里说出来，分量很沉。他的意思很朴素——在中国，努力了就有路走；在这里，努力之后能不能走通，还要看运气。

离开前最后一个晚上，几个当地朋友请我喝酒。一个叫恰米卡的小伙，二十七岁，做过导游、民宿前台，正在学咖啡师准备去中东打工。他端着啤酒突然用中文说："你好，谢谢，再见。"发音很标准。

他说他们学中文没有老师没有教材，就靠手机上的免费资源，听不懂就反复看二十遍三十遍。因为学了中文就可能进中资企业，工资是本地的两到三倍。

说完他又重复了一遍："你好，谢谢，再见。"这次没人笑，桌上安静了好几秒。

回北京后有一天，我在楼下快递柜取件，早上下单当天就到。脑子里突然闪过康提邮局的画面——工作人员笑着告诉我明信片寄回中国大概要一个月，系统不太靠谱，没到的话麻烦再来查。他笑得很真诚，觉得一个月已经是最优解了。

斯里兰卡年轻人看中国的眼神里，有羡慕，有向往，有被压住的野心，也有反复计算之后的无奈。他们每天在手机屏幕上看到那个中国——高铁像科幻片，出门只带手机，外卖三十分钟送到楼下。但屏幕里的世界和眼前坑洼的马路、频繁停电的公寓之间，隔着一整个印度洋。

恰米卡后来加了我微信，朋友圈签名写着一行中文：我要去中国。没有句号，像一颗悬在半空的期待，还没找到落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