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动的时候怎么办？国家又没实行安乐死，所以老年人想有尊严的离开这个世界，说起容易，做起难……谁有好办法？说来听听。 上周三我下班刚到单元门，就听见三楼张婶在门口哭，旁边围了两三个邻居。
我赶紧走过去，看见张婶蹲在台阶上，肩膀一抖一抖的，手里攥着个泛黄的笔记本。旁边的刘叔叹着气，小声说这是李大爷的遗物。李大爷是住在五楼的独居老人，前些天刚走，走的时候浑身插满管子，在ICU里熬了十天才咽气。张婶和李大爷做了二十多年邻居，两人经常在楼下槐树底下下棋，一盘棋能从下午杀到天黑。
那天晚上，我陪张婶坐在小区长椅上，她断断续续讲了不少事。李大爷退休前是中学数学老师，教了一辈子书，身子骨一直硬朗。去年秋天突然中风，半边身子不能动弹，说话也不利索了。儿子从外地赶回来，请了护工，可护工换了好几个，都说老人脾气倔。有一次张婶去看他，老爷子躺在床上，眼睛直勾勾盯着天花板，嘴里含含糊糊念叨着什么。张婶凑近了听，才听清是“让我走吧，走吧”。
那个泛黄的笔记本是李大爷年轻时候用的，里面密密麻麻记着各种数学公式和解题思路。最后几页，他用颤抖的笔迹写了几行字：“如果有一天我动不了了，不要抢救，不要插管，让我安安静静地走。”落款日期是去年十一月。张婶说，李大爷中风前身体还好好的，谁能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这件事让我想起上个月去养老院探望二舅。二舅今年七十三，退休前是工厂工程师，老伴走了五年，儿子定居国外。他住在一个单人间里，每天的生活就是吃饭、睡觉、看电视，偶尔在走廊里慢慢走两圈。我问他觉得怎么样，他笑了笑说还行，反正也没啥盼头。他床头柜上放着一个搪瓷缸，还是当年厂里发的劳保用品，搪瓷都掉了一大块，露出里面的铁皮，可他就是舍不得扔。他说这个缸子跟他走了大半辈子，比亲儿子陪他的时间都长。
我认识一个护士叫小周，在老年病科干了十年。她说科室里每年都能碰到几位老人，主动要求放弃治疗，但子女不同意。有个老太太八十多了，股骨头坏死，疼得整夜睡不着。老人拉着小周的手说：“姑娘，你给我打个电话，让我儿子别给我治了，让我好好走。”小周说这话的时候眼圈都红了，因为她知道，老人是真疼到受不了了。
还有一个小区里的例子。三年前，街对面单元住着一位姓赵的退休干部，老赵在单位干了一辈子，退休后身体也还行，每天遛遛狗、打打太极。后来查出肝硬化晚期，医生说最多半年。老赵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他把房子卖了，把钱捐给了社区老年人活动中心，自己搬去了郊区一个疗养院。他说不想最后的日子在病床上度过，想找个安静的地方看看风景。他走的时候，是自己选的时间，关了灯，喝了杯热水，就那么睡着了。没有抢救，没有痛苦，谁都说是真正的有尊严。
但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少了。更多的老人就像李大爷那样，身体突然一垮，然后就被推进了医院。家属说不敢不救，怕被别人说不孝，怕自己心里过不去。老人自己说不出来话，或者说了也没人听。最后只能插着鼻饲管、戴着呼吸机，在病床上耗着，身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有的老人清醒的时候写遗书、录音，反复强调不要过度抢救，可到了危急关头，子女还是签字了。
我以前觉得，人老了最怕的是穷和孤独。现在发现，比穷和孤独更可怕的，是连选择权都没有。想体面地走，却没有门路。国家目前没有安乐死的法律，医生也不敢违反规定。那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比如生前预嘱，这是一种书面文件，写明自己将来在不可治愈的情况下愿意接受什么样的医疗。据我所知，国内一些城市已经在推广，但知道的人不多，真正去签的人更少。
上周我特意去社区服务中心问了一下，工作人员说他们每年做几次宣传，但来咨询的大多是中年人，老年人自己反而很少关注。可能很多人觉得这是遥远的事，或者根本不敢想。但你说，人这一辈子，生不由己，死总该能自己说了算吧？
我总在想，如果把临终关怀、生前预嘱这些理念普及开，让更多的普通人了解、接受，是不是就能少一些李大爷那样的遗憾？张婶说，她最近也在考虑是不是该准备一份预嘱，但她又怕儿子不理解。她把李大爷的笔记本留下来了，说想给儿子看看，让他明白老人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那天晚上回家之后，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起二舅床头那个破旧的搪瓷缸，想起他说的“没啥盼头”，心里特别不是滋味。谁能给我们这些普通人指一条明路——如果真到了那一天，到底该怎么体面地告别？
你说呢，如果你也到了不能动的那天，会怎么安排自己最后的时光？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