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害死同窗天才韩非子，秦始皇死后，却被同样的话“你比过蒙恬吗？”被赵高腰斩！李斯妒贤害人，自私自利，最终害人害己！

秦二世二年七月，李斯在咸阳受五刑，随后腰斩，三族被诛。
把他推向刑场的赵高，早在三年前的沙丘就摸准了他的软处：扶苏若即位，蒙恬最可能入相。赵高连问李斯，才干、谋略、功劳、无怨和扶苏信任五项，与蒙恬相比如何。

李斯回答：“不及也。”这句话没有当场要他的命，却逼他在相位和秦朝法统之间作出选择。李斯选择保住相位，从此也失去了决定自己命运的资格。

李斯一生最致命的做法，是把“将来可能威胁自己的人”提前清除。
秦王政十四年，韩非入秦。韩非是韩国公子，又是李斯在荀卿门下的同学，著有《孤愤》《五蠹》《说难》，秦王读后十分欣赏。

李斯没有等待秦王进一步考察，也没有给韩非留下自辩空间。
他与姚贾进言，抓住韩非“终为韩，不为秦”的身份嫌疑，主张既然不能任用，也不能放归，最好依法处置。韩非被囚后，李斯派人送去毒药；秦王后悔，下令赦免时，人已经死了。

这一步为李斯解决了眼前竞争，却破坏了他自己赖以成名的用人原则。郑国渠事件后，秦廷曾下逐客令，来自楚国的李斯也在被逐之列。

他写下《谏逐客书》，列举百里奚、商鞅、张仪、范雎等客卿对秦国的功劳，反对用出生地判断人才。秦王收回命令，李斯得以留秦，后来升任廷尉。到了韩非案中，同一位李斯却把“韩国宗室”变成无法洗脱的政治罪名。

他曾靠反对身份排斥进入秦国权力中心，掌权后又用身份怀疑封死韩非的生路。

李斯的政治能力毋庸置疑。秦统一后，王绾主张分封诸子，李斯以周代诸侯相攻为鉴，坚持郡县制；文字、度量衡、车轨和法令的统一，也有他的参与。这样一个能处理帝国制度的人，在韩非问题上却拒绝制度性的审查，只选择最省事的肉体清除。

制度要容纳人才竞争，相位却只能有一个。
李斯的才智没有消失，只是越来越集中于怎样消除可能影响自己位置的人。

沙丘政变把这种选择放大到了国家继承层面。
秦始皇三十七年死于沙丘，赵高掌握诏书和玺印，胡亥随行，扶苏远在上郡，与蒙恬统率边军。李斯身为丞相，知道始皇原令扶苏回咸阳治丧，也清楚伪造诏书意味着改变继承。

赵高没有同他争论扶苏是否适合称帝，只拿蒙恬来压他。
李斯一旦承认自己不如蒙恬，政变便从国家问题变成了个人去留问题。随后，假诏逼扶苏自杀，蒙恬被囚后身亡，胡亥登基，李斯暂时保住丞相之位。

这次选择解决了李斯最害怕的失势，却送给赵高三件武器。
其一，赵高知道李斯参与改诏，双方从合作开始就互握死罪；
其二，扶苏、蒙恬死后，朝廷少了能够制衡胡亥和赵高的人；
其三，皇位来源需要掩盖，信息和奏章必须被少数人控制。李斯保住的相位已经失去制度支撑，只剩胡亥的信任。赵高只需切断这份信任，李斯便无处可退。

陈胜、吴广起义后，关东局势迅速恶化。

李斯的长子李由任三川郡守，荥阳一线受压，李斯在朝中也遭到追责。
为迎合胡亥，他上《督责书》，主张轻罪重罚，以严酷刑罚迫使臣民服从。

秦二世采用后，杀人多者被称为忠臣，征税深者被称为明吏。李斯试图用严刑证明忠诚，赵高却借这种环境排除异己。

一个不准申辩、只认君主耳目的朝廷，最适合控制皇帝的人，也最危险于失去皇帝信任的大臣。

李斯后来与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劝胡亥停建阿房宫、减少徭役，三人随即下狱。

冯去疾、冯劫自杀，李斯仍想上书申辩，奏章却被赵高扣下。赵高再以李由通贼、李斯谋反构陷，刑讯之下，李斯被迫认罪。韩非当年“欲自陈，不得见”，到李斯入狱时，同样的封闭再次出现，只是送毒药的人已经变成了等候处决的囚徒。

李斯死后，赵高升为中丞相，不久指鹿为马，继而逼胡亥自杀。

秦朝并未因连续清除韩非、扶苏、蒙恬和李斯而获得稳定，反而失去了提出异议、承担军政责任和修正错误的人。善恶报应不足以概括李斯的败亡。

他两次都用提前消灭对手来换取安全，第一次除掉韩非，第二次牺牲扶苏与蒙恬；每一次都让权力更集中，也让自己更孤立。咸阳刑场上的腰斩，终结了李斯的生命，也把他的选择推到了最后结果：当政治只剩下猜疑和清除，最善于清除别人的人，也不会拥有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