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一个地主婆变卖了所有家产，支持儿子抗日，儿子拿到钱后瞬间失联。几年后，地主婆意外在报纸上看到儿子王凤阁的消息，原来这么多年他骗了自己。


王毕氏把最后一张地契从樟木箱底摸出来，铺在桌上用袖子擦了擦灰。那是王家在柳河县的三十亩好田，每年秋收后收租，能换回来半箱现洋。


她又从柜子里翻出城里两间商铺的房契，连同积攒的几份银票，一并塞进蓝布包袱。


她儿子王凤阁就站在门槛外面，王毕氏把包袱递过去，手指在布面上按了按，说了句“路上当心”。


王凤阁接过包袱，也没多言语，转身就走进晨雾里。那天风大，吹得院子里的枯树枝条直抽抽，王毕氏立在门口，一直听到脚步声彻底消失。


钱去了哪儿，王毕氏心里大概有数。东北三省已经沦陷，日本人在长春扶植了傀儡，消息传进通化，人人脸上都带着慌色。


王凤阁前阵子回家，与几个旧日同学关在屋里商议，门缝里飘出“拉队伍”“买枪”之类的话。


王毕氏不识字，但看得懂儿子眼里的神色。她把家产换成现钱，托人换了几杆枪和一批弹药，算是给那股火气添了把柴。


可王凤阁这一走，音讯就断了。


起初几个月，还能托人带回口信，说是在山里置办了营地，让家里莫要挂念。王毕氏听着，把这话反复在心里过几遍，晚上睡得还算踏实。


后来口信渐渐没了，一年过去，两年过去，通化的柳树绿了又黄，黄了又绿，王凤阁始终没回来，连封书信也不见踪影。


街面上开始有了闲话，有人说，王凤阁卷着那笔巨款跑到关内去了，在关里置了房产娶了亲，早就忘了老娘。


还有人说，在山里被土匪劫了，钱没了人也没了，尸骨都寻不着。


这些话传到王毕氏耳朵里时，她正在堂屋里喝茶，手里的杯子顿了顿，脸上没什么表情，只让送茶的丫鬟下去。


其实夜里睡不着的时候，她也想过最坏的结果。柜子里还留着儿子小时候穿过的旧棉袍，她把它叠得整整齐齐。


有时她会突然停下手中的针线，望向窗外黑漆漆的山影。那笔钱不是小数目，足够一个壮年男子远走高飞，过上一辈子不愁吃穿的日子。


白天照旧扫院子、做饭、打理仅剩的几亩薄田，只是偶尔有货郎路过，她会多打听一句，问外面有没有儿子的消息。


货郎摇头，她便不再追问，转身回屋时，脚步会比平常慢一些。


那个消息传到她手里时，是个秋日的午后。


大约是1934年，也可能是1935年，反正天已经凉下来了。王毕氏坐在窗前，就着光亮纳鞋底。


街上忽然传来报童的吆喝声，夹杂着“号外”“东北”之类的词。隔壁账房先生捏着张报纸，一路小跑进来，嘴里说着“老夫人快看”，声音都变了调。


王毕氏不认字，接过报纸，只看见上面印着一张模糊的人像。那人穿着军装，站得笔直，眉眼熟悉得让她手里的针一下子戳到了指头上，渗出一颗血珠。


账房先生指着报纸念给她听，上面说，吉林通化人王凤阁，率辽宁民众自卫军第十九路军，在辽宁、吉林交界一带多次与日军交战。


报上列了几次战斗的名字，又说这支队伍缺衣少食，却在山里坚持了许久。


念到这里，账房先生抬头看了王毕氏一眼，见她仍低着头，便继续念下去，说王凤阁当年变卖家产用作军饷，其母亦是支持的。


王毕氏听着，没有哭，也没有笑，她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久到账房先生以为她没听懂，又放慢语速念了一遍。


她摆摆手，让先生先去忙，等人走了，她才慢慢站起身，走到里屋，从箱底摸出那件旧棉袍，抱在怀里，在床边坐了大半晌。


原来那些钱，真的变成了枪弹，变成了山里的篝火，变成了队伍里的粮食。儿子没有跑，也没有骗她。


她把那张报纸小心地折好，塞进了装针线活的笸箩底下，又像是放心不下，取出来，再叠了一遍。


从那以后，王毕氏家门口偶尔会出现一些陌生人。有的是从关外来做生意的，有的是山里来的，说是要饭，眼睛却亮堂。


王毕氏知道，这些人多半是义勇军的家属或者传信的。她把省下的口粮包成小包，塞给他们，也不多问。


有时对方会压低声音说一句“凤阁大哥带话，让老夫人保重身子”，她就点点头，转身回屋拿点针线碎布送给来人。


1937年春天，消息传到通化，说王凤阁在玉皇山一带被俘。王毕氏正在院子里晒被子，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拍打被面上的灰尘。


她没有嚎啕，只是把那张旧报纸从笸箩底下取出来，在灯下看了许久。灯光昏黄，把报纸上的人影拉得很长。


后来的人们提起这段往事，总会说起一位母亲和一笔家产。可具体的过程，往往没人说得清。


只有那张从蓝布包袱里交出去的地契，和压在笸箩下的旧报纸，记得最清楚。


一个是她送儿子上路的盘缠，一个是儿子还给她的一声应答。至于中间的等待、猜疑、那些夜不能寐的日子，都随着通化城外的风，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