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时年56岁的末代皇帝溥仪与时年38岁的李淑贤结婚。这是他们婚后一起购票游览故宫的合影。李淑贤是溥仪的第五任妻子，陪伴溥仪五年后，溥仪逝世，享年61岁。李淑贤1997年逝世，终身没有改嫁。


故宫门前，溥仪和李淑贤排队买票，随后随着游客走进宫门。
没有仪仗，没有太监，也没有人为他提前清场。

曾经属于皇帝起居的紫禁城，此时已经成为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院，溥仪要进去，也得像普通人一样买一张门票。

这张婚后合影之所以耐人寻味，并不只因为一个退位皇帝回到了旧居。更重要的是，站在他身边的李淑贤不是皇后，也不是妃子，而是一名需要轮班、领工资、照顾病人的护士。

两个人的关系，不再由宫廷制度规定，而要靠日常生活维持。
对溥仪来说，这比走出故宫更难。他的皇帝身份可以被法律取消，几十年形成的生活方式，却只能在一顿饭、一场争执和一次等待中慢慢改变。

1959年12月，溥仪获得特赦，从抚顺战犯管理所回到北京。
此后，他先在北京植物园劳动，又进入全国政协文史研究委员会工作。过去，他的一切生活都由别人安排；现在，他有固定岗位，也领取工资，需要自己处理日常事务。

国家已经给予他公民身份，但“做一个公民”并不只是换一张证件，还包括怎样劳动，怎样同人相处，怎样承担家庭责任。

1962年，经人介绍，溥仪认识了李淑贤。
李淑贤在北京一家医院当护士，早年生活颇为坎坷，成年后学习护理，靠自己的职业维持生活。她起初听说相亲对象是“宣统皇帝”，心里有顾虑。

毕竟这个称呼距离普通人的生活太远，也意味着难以预料的麻烦。
真正接触之后，她看到的却是一个说话随和、愿意出门散步、对普通家庭生活抱有强烈期待的中年男人。

两人交往数月，于1962年4月30日结婚。
婚礼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举行。那一天，溥仪五十六岁，李淑贤三十多岁。

此前，溥仪已经有过四段婚姻，婉容、文绣、谭玉龄、李玉琴都曾进入他的生活，但那些关系始终被皇权秩序笼罩。

皇后和妃子的名分由制度决定，夫妻之间却缺少平等选择。
到了李淑贤这里，溥仪第一次要面对一个有工作、有意见，也会生气和拒绝他的妻子。

婚后的溥仪很依恋李淑贤，她值夜班，他常打电话询问，有时还会到医院送衣物和水果；她身体不适，他便减少外出，留在家中照看。

1965年，李淑贤因子宫肌瘤住院治疗，溥仪四处求医，手术后经常前往医院探望。过去，他身边的人关心的是皇帝是否安稳、是否满意；现在，他开始围着另一个人的病情转。

溥仪缺乏基本生活经验，做家务时常常手忙脚乱。
他从小被人服侍，连整理床铺、准备洗漱这类小事，也是在战犯管理所里才重新学习。回到家庭后，他虽然愿意分担，却未必真能减轻妻子的负担。

一个想学着当普通丈夫的人，和一个每天需要上班的护士生活在一起，摩擦几乎不可避免。

溥仪还保留着明显的不安和多疑。
他经历过退位、被逐出宫、伪满洲国覆亡和多年关押，几段婚姻也大多以破裂或死亡告终。因此，他对李淑贤的行踪格外敏感，妻子下班稍晚，便会反复打听。这种紧张有感情的一面，也有控制的一面。它提醒人们，一个人在政治上承认旧制度的错误，并不意味着他已经完全摆脱旧生活留下的习惯。

李淑贤同样付出了现实代价。
她得到过溥仪的体贴，也承担了照顾病人、处理家务和应对特殊身份带来的社会关注。

溥仪的名气为他们带来一些生活便利，却也让这段婚姻始终暴露在旁人的注视下。
亲友关系、家庭矛盾、夫妻争执，都会被附加上“末代皇帝”的色彩。李淑贤面对的不是一位普通病弱丈夫，而是一个身上压着整段近代政治记忆的人。

婚后几年，溥仪的身体迅速恶化。

他患有严重肾病，左肾被切除后，右肾状况也不理想，后来又被确诊患有肾癌。1967年，医生曾讨论换肾的可能。

李淑贤表示愿意捐出自己的一个肾，溥仪明确反对。

他在日记中记下此事，认为不能让妻子为自己再承担这样的伤害。这一选择没有改变病情，却说明他们的关系已不再是旧宫廷中一方占有另一方的关系。

1967年10月17日，溥仪在北京去世，终年六十一岁。
从结婚到病逝，两人共同生活只有五年多。李淑贤此后没有再婚，继续在北京生活，晚年还整理和讲述了与溥仪相处的经历。1997年，她因病去世。

溥仪从皇帝变成公民，常被概括为一次清晰的身份转折。
可放进这段婚姻里看，变化其实迟缓得多。他会买票进故宫，会领工资，会在妻子住院时守候，也会因不安而猜疑，因缺乏常识而给家庭添麻烦。

国家可以在一天之内宣布一个人获得特赦，普通生活却要他一点点学习。
李淑贤陪伴的五年，正是这场学习最具体的一段：没有宫门里的册封，只有医院的夜班、家中的争吵、病房里的探望，以及故宫售票处前那张和所有人一样的门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