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纪登奎的辞职申请获批后，他搬离了原来的住所，没想到，搬到新家后的一天，他在看电视新闻时，竟然大发雷霆！
 
 
1980年春天，纪登奎搬进灯市东口内务部街那座四合院时，谁也没想到，几天后他会因为一条电视新闻气得拍桌子。
 
 
电视上正播干部休养所的报道，画面扫过水晶吊灯和游泳池。
 
 
纪登奎猛地一拍茶几，茶水泼了一桌子，咬着牙说：“庄稼人的饭碗才安稳了几天，怎么先把干部的住处修得像宾馆一样。”
 
 
一个从副总理位置上主动退下来的人，为什么对干部待遇这么敏感？他这一辈子到底经历过什么？
 
 
纪登奎的辞职申请是2月底批下来的。
 
 
当时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开了六天，批准了包括他在内四个人的辞职请求。
 
 
他原来住在西单附近一栋两层西式洋房，中央发了限制高级干部待遇的文件后，他主动提出搬家。
 
 
新家在灯市东口内务部街，是个老四合院，有三十多间房，清朝时是大太监李莲英的宅子。
 
 
搬家前还有个插曲：后勤干部说房租每月150块，他妻子王纯一听就火了——她月工资才一百六七十块，交完房租一家人吃啥。
 
 
吵了一架，房租改成了30块。
 
 
纪登奎那时候定级工资九级，每月二百多块，王纯十三级，一百六十多块。
 
 
搬到新家后日子清静不少。
 
 
纪登奎每天读报写东西，骑一辆铃铛都生锈的旧自行车出门。
 
 
他57岁，从高位退下来，生活节奏一下慢了。
 
 
可那条电视新闻戳中了他的火气。
 
 
他早年在河南工作时，就跟民工一起在工地上干活，穿着沾泥的粗布衣服，晚上在工棚里铺块毯子倒头就睡。
 
 
发大水那年，他搬沙袋搬到腰都直不起来，吃饭用一个磕了口的旧碗。
 
 
到村里走访，农户塞鸡蛋给他，他转头又塞回去。
 
 
在北京工作时，办公室桌子是旧的，铅笔头短得握不住还削了接着写。
 
 
他常说，省下来的钱能买多少农药和种子。
 
 
辞职后他享受正部级待遇，但日子过得紧巴。
 
 
大儿子纪坡民后来回忆，父亲1988年去世时工资只有375块一个月，抚恤金是10个月工资，总共3750块。
 
 
纪坡民想把钱拿来买个大衣柜，直到现在也没买成，家里用的还是五十年代的家具。
 
 
纪登奎发完那次脾气之后，跟以前的老朋友走动得反而比在职的时候多了。他常去东交民巷找吴德聊天。
 
 
吴德也是1980年一起辞职的那四个人之一。两个人坐在一起，话不多，但能聊到一块儿去。
 
 
纪坡民说，父亲平时面色严肃、言语不多，但跟吴叔叔在一起的时候会显得格外放松，偶尔还能放声大笑。
 
 
有一次两人在吴德家里边看《新闻联播》边聊天，电视上正报道官员贪污的新闻，两个人几乎同时喊了一声“把电视关掉”。
 
 
那一刻的愤懑和无奈，后来被纪坡民写在回忆文章里。
 
 
纪登奎和吴德还聊起过写书的事。两人计划写两本，一本是纪登奎在地方工作的回忆录，另一本是关于那段特殊时期的工作经历。
 
 
纪登奎当时才57岁，觉得自己有的是时间，一直没急着动笔。
 
 
谁能想到，1988年7月13日，纪登奎因为突发心脏病在北京去世了，才65岁。那两本书最终一个字也没写成。
 
 
从太行山区穷苦人家走出来，14岁瞒着家人参加八路军，从基层一步步干到副总理，再主动退下来，住进30块钱房租的老院子。
 
 
他太清楚那些年是怎么过来的——泥巴裹腿、补丁摞补丁的日子。
 
 
电视里的画面，把他心里那根弦狠狠拨了一下。
 
 
有些底线是刻在骨子里的，换什么房子都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