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楚瑜：725上凯道不能解决问题

这句话听上去很稳，也很像一位老资格政治人物站在场边劝架：大家别冲动，别闹情绪，回到制度里解决。

可问题恰恰在这里，岛内民众为什么要走上凯道？难道是嫌天气不够热，专门去马路上喊几句吗？

中联油脂的大豆沙拉油被检出苯并芘超标，官方公布的首批问题油约1300公吨，检出值达到8.1微克/公斤，法定上限是2.0微克/公斤，油品又流向泰山、福寿、福懋等下游企业，这不是抽象的政党口水，而是老百姓每天吃进肚子里的东西。

食药署后续确认，4月至6月生产的30批油品中，7批不合格、1批没有检体，19批经检验符合标准后恢复上架，另有3批尚未出货的原油继续管制。

这里已经说明一件事，“毒油”是政治传播里的简称，真正需要讨论的是哪些批次超标、流到哪里、谁延迟通报、谁该赔偿，不能把所有关联油品一股脑说成有毒，也不能拿部分批次合格去淡化已经发生的监管漏洞。

宋楚瑜说上街不能解决问题，这话只说对了一半，街头本来就不是实验室，喊口号测不出苯并芘含量，游行也替代不了溯源、封存、复检、销毁、修法和追责。

可街头有另一种作用，它能把原本容易被行政流程拖过去的问题，变成掌权者无法装作没看见的公共议题。

老百姓上街不是代替官员办案，而是在提醒官员别把办案办成公文旅行。

要是所有事情都得等立法机构、行政部门和企业自己慢慢协调，那社会监督还剩什么意义？从这个角度看，宋楚瑜把“上街”和“解决问题”摆成二选一，本身就有点偷换概念。

成熟的公共治理不是只让民众在家里等结果，也不是靠人群声量直接定罪，而是允许民众表达、要求行政机关拿证据说话、推动立法机构补制度漏洞，这三件事完全可以一起做。

宋楚瑜真正想表达的，可能不是反对食安诉求，而是担心在野阵营借食安事件做政治动员，把民生问题变成选举舞台。

他在基隆参加辅选活动时还提到，中央和地方都有责任，要求三个政党“沟通再沟通、协调再协调、诚意再诚意”。

这套话放在任何政治冲突里都不会错，问题是太安全，也太空。

民众更关心的不是三党有没有坐下来喝茶，而是监管单位何时知道异常、企业何时检出问题、为何没有立刻通报、问题批次去了哪些学校和餐饮店、已经购买产品的人怎么求偿、下次还能不能更早拦住。

没有这些答案，沟通十次也只是把责任说得更圆，说句个人看法，宋楚瑜这次发言更像是在寻找亲民党的政治位置。

国民党主导上街，执政阵营强调行政处置，其他在野力量也被卷入争论，亲民党没有足够席位主导修法，也没有县市执政资源直接稽查，只能占据“我比三党冷静”的中间位置。

这种站位在过去可能叫“公道伯”，放到眼下未必吃香。政治影响力不是资历自动续费，谁能拿出可执行方案，谁才有发言重量。

宋楚瑜要是真想证明自己不是出来刷存在感，完全可以把话说得更实一点：支持依法集会，也要求主办方讲清楚诉求；支持追查中央责任，也不替地方监管缺口开脱。

要求企业建立赔偿专户，要求公开完整流向，要求高风险食品企业提高自主检验频率，要求实验室发现异常后强制即时通报。

食药署已经提出强化源头管理、制程管理、异常通报、品质管理和数字治理等修法方向，还成立独立调查小组进厂调查，这些才是“解决问题”的零件。

街头压力能不能转成制度成果，要看活动结束后有没有人继续盯修法、盯赔偿、盯调查报告。

只在凯道喊完就散，确实解决不了问题；只在辅选场合讲几句“不要闹情绪”，同样解决不了问题。

宋楚瑜最大的误判，是低估了民众表达不满的正当性，也高估了劝和语言本身的力量。

一个社会真正需要的不是大家都安静，而是表达有边界、监督有证据、执法有力度、责任有人扛。

7月25日的集会还没有举行，现在就断言它毫无作用太早；把它包装成包治食安的答案也不靠谱。

更理性的态度，是让民众依法表达，让主管部门公开数据，让企业承担责任，让立法机构补上漏洞。

食安没有蓝绿白，百姓也不该成为政治攻防的筹码，守住事实、守住法律、守住民生，才是这场风波最该留下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