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6日午夜，重庆松林坡戴公馆，特务杨进兴等人将杨虎城和他的儿子杨拯中诱进一间屋子，还没等站稳，匕首就从背后捅了进去。杨拯中当场毙命，杨虎城被刺倒地后，凶手又在他身上补了数刀。
为了毁尸灭迹，特务用镪水浇烂面目，将遗体掩埋在花坛之下。这一年，距西安事变已过去十三年。动手的命令，是毛人凤奉蒋介石授意亲自下达的，没有审判，没有枪声，从南昌到息烽，再到重庆，十二年的秘密关押，最终以这种最黑暗的方式画上了句号。
十二年前，他正是被“委员长要见你”这套说辞，从万里之外的欧洲一步步诓回国内，塞进了这口活棺材。

东北军的少帅张学良，晚年在夏威夷接受唐德刚口述历史访谈时，谈到杨虎城，说过这样一句话：“杨虎城呐，那是个老粗，但他很爱国，他比我还坚决。事变真正主张杀蒋的是他。”在张学良的印象里，这位十七路军总指挥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的政治算计，认准一件事，就要干到底。
东北军将领何柱国在回忆中则提到，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上，杨虎城始终抱有极大的戒心，一再拉着张学良，劝他万万不可亲自送蒋回南京。可他自己，后来却一脚踏进了一个完全相同的陷阱。
那些在事变中被扣留在西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对杨虎城是另一番观感。陈诚在后来追述这段被扣经历时，对杨虎城的形容是“态度强悍，令人难堪”，而蒋介石在事变后第三天的日记里，已经给杨虎城定了性，痛斥其居心叵测，心怀异志。这笔刻骨铭心的仇恨，从骊山枪响的那一刻起，就再没有从蒋介石心底消褪过半分。

在泛称的西北军系统里头，杨虎城其实是一个游走于边缘的异数。他既不是冯玉祥五虎上将那样的嫡系，也没有保定军校或日本士官学校的科班招牌，纯粹是一个从陕西刀客堆里滚出来的地方强人。
他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在陕西军阀混战中几经沉浮，1929年背弃冯玉祥投向蒋介石，被西北军旧人视作反复无常；但他的十七路军旧部，继任者孙蔚如却说他“一生肝胆，唯不懂官场倾轧之险”。这句评价，恰好预言了杨虎城在随后那场政治豪赌中的致命短板。
西安事变前，他早已和红军暗通款曲，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那套政策彻底丧失了耐性。他的秘书王菊人留下过一份极其直白的记录：杨虎城曾当面对张学良说，“你不敢扣他，我独自来。”这种毫不拖泥带水的草莽担当，最终促使张学良拍板动手。
而骊山枪响、蒋介石被捉之后，杨虎城又确确实实提出了一个更彻底也更可怕的方案——杀蒋。如果不是各方极力反对，历史几乎要滑向另一个极端。这种一旦决裂便不留任何余地的刚烈，让他赢得了部下的死忠，也在最高权力者的心坎上剜了一道永不结痂的口子。

1937年6月，杨虎城被强行送上出国“考察”的轮船。抗战烽火一起，他在欧洲四处登台演说，声嘶力竭地呼吁抗日。他在巴黎对中国留学生讲过一句话：“愿做抗日第一个牺牲者。”说这话的时候，他满脑子都是前线杀敌，根本不曾意识到，国内那张复仇的大网早已张开。
宋子文接连发来电报，措辞恳切至极，劝他“宜自动返国”。于右任等一干陕西同乡元老也传过话来，称蒋介石已经消了气，回来带兵抗日不成问题。已被囚禁的张学良千方百计托东北军旧部辗转带话给他，话说得不能再明白：“告诉他，我就是前车之鉴，千万不能回来。”周恩来也托人劝他暂缓归国，静观其变。
对这些警告，杨虎城一概听不进去。他对随行的亢心栽说：“我是军人，国难当头，他蒋介石能把我怎么样？”1937年11月26日，杨虎城抵达香港。戴笠已经张好了罗网，在“委员长在南昌召见”的诱饵之下，杨虎城告别了前来劝阻的最后几个朋友，登上了北上的飞机。双脚一踏进南昌，等待他的就是与世隔绝的十二年牢狱。

杨虎城的悲剧，根子在于他用一种极其朴素的伦理逻辑，去度量一个现代极权领袖的报复意志。在他眼里，私人信诺、同乡情分、元老担保，再叠加上举国抗日这个大义名分，足以给他砌起一堵安全的高墙。他至死都没能透彻地理解：对蒋介石而言，西安事变根本不是政见分歧，那是直接颠覆领袖威权、当着天下人的面把统帅剥得一丝不挂的奇耻大辱。尤其令蒋介石无法咽下的是，杨虎城竟然真的主张杀掉他。这种怨恨不会因为七七事变而稀释，更不会因为“共赴国难”这类漂亮话就一笔勾销。
从南昌到息烽，再到贵州的玄天洞，杨虎城被关押的十二年里，他无数次痛悔过自己的轻信。沈醉在《军统内幕》中记下过一个细节：在息烽监狱，杨虎城曾对看守人员说：“我这一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相信了蒋介石是一个人。”

国民党高层内部对杀杨并非没有微词。陈立夫在后来的回忆里就说过，杀掉杨虎城“实在没有必要，徒增恶名”，但对于蒋介石，这是一个必须用血来收尾的故事。
杨虎城被杀害后，那些曾与他一起策划过惊天大事的逃台东北军旧将们，大多噤若寒蝉，偶尔被问起，最终也只能哀叹一声：“虎城兄太硬了，也太直了。”
这大概就是那个时代，对一个一身旧式肝胆却闯进现代冷酷政治绞轮里的军人，所能给出的最冷峻最公允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