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仁寿，男子拿着提前备好的匕首，在短短3小时里连续伤害4位熟人，他先后杀害自己独居残疾的小舅、同村大伯、曾经管教过他的小学退休老师，还把一名亲戚捅成重伤二级。案发之后男子骑着电动车逃窜，在简阳被警方抓获。司法鉴定认定他患有精神分裂症，判定为部分刑事责任能力，受害者家属强烈不认可这份结论，多次申请重新鉴定没有被采纳。今年7月24日案件在眉山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检察院结合他累犯的身份，建议对其判处死刑，案件目前还在等待最终判决结果。

徐松出生在1976年，老家世代靠着卖猪肉过日子，年轻的时候他在成都九眼桥做生意，人缘还算不错，成家之后还有一个女儿。

只是徐松性格争强好胜，后来慢慢结交了一些社会闲散人员，还沾染上不良嗜好，日子一落千丈，妻子也选择和他离婚，带着孩子离开。

在此之后他接连触犯法律，2006年因为寻衅滋事入狱两年半，2010年又因为妨碍公务判刑一年，2022年持刀报复曾经有过小矛盾的邻居，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处一年两个月，在2023年5月刑满之后回到村里生活。

回到老家之后，徐松找到哥哥要了一万元生活费，没多久就挥霍一空，哥哥没办法，只能把他安排到残疾小舅家里一起生活。

寄居期间，徐松既不上班工作，也不做家务，每天在外吃饭生活，小舅心里又气又无奈，多次出言劝说，两个人矛盾越来越深，小舅数次把他赶出门。

事发前几个月，徐松被独自赶回自己家中居住。

那段时间身边人都察觉到他举止反常，经常自言自语、行为怪异，说话颠三倒四，笑容僵硬诡异，亲戚们猜测，或许是早年沾染恶习、服刑期间受过刺激，让他精神出现了问题。

村民们接连向村干部反映情况，希望能够送医干预，家属也多次找到村干部求助，可村干部只是做了简单走访，没有落实跟进管控措施。

按照相关管理要求，重度精神障碍人员应当由村委会、派出所、卫生院联合随访管理，但徐松回乡之后，从来没有人上门开展帮扶劝导。

时间来到案发当天早上八点，徐松拿着藏好的匕首，先走进小舅家中，对着坐在沙发上的亲人狠狠捅刺。

在路上碰到本村大伯，他二话不说上前行凶；之后他又走到82岁老教师家中，因为记恨小时候老师管教严格，狠心伤害老人。

他原本计划去找一名亲戚，对方正在田里干活，他转头就把对方丈夫捅伤。

这名伤者拼命逃跑，靠着电动车阻挡住徐松的再次攻击，捡回一条性命。

徐松交代的行凶理由十分荒唐：怨恨小舅经常驱赶自己，记恨老师儿时管教严厉，还埋怨那位亲戚没有在他落魄时伸出援手。

在之前的伤人案件里，徐松就被鉴定出存在精神分裂症，法院当时考虑鉴定结果从轻量刑，可短短两年多时间，悲剧再次上演。

一边是条理清晰的作案路线、提前准备凶器、有序选择目标，行为冷静又有规划。

一边是一纸部分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这也是所有受害家庭无法接受的地方。

检方一方面认定他属于累犯需要从重处理，一方面鉴定意见又给出从轻的空间，两种截然不同的评判，让整件案子充满争议。

这件事留给我们很深的思考。社会对于严重精神障碍人群的管控机制，还需要落到实处，不能停留在纸面规定上。

基层村居、警务人员和家庭要形成合力，当身边人出现明显异常并且存在伤人隐患时，一定要及时采取合理的帮扶救治措施，不能抱着“看着还算正常”的侥幸心理。

同时我们也要明白，包容不等于纵容，法律既有温情，更要守护普通老百姓的平安生活。

人与人相处多一份理解和包容，邻里之间多一点守望相助，基层管理多一点责任心，很多悲剧就能够提前化解，愿每个家庭都能安稳度日，社会秩序更加安定和谐。

　
《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也就是说，精神病彻底发作，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经官方鉴定后，不用承担刑事责任；另外，间歇性精神病，脑子清醒的时候故意犯罪，必须正常判刑、不能免责；第三，徐松他有精神问题，但没彻底糊涂，能分辨对错、控制部分行为，犯罪了必须坐牢，只是法官可以根据情况从轻处罚，不是一定要轻判。

徐松提前备刀、规划路线、精准找人报复，思路非常清晰，所以完全可以不给从轻处理。
　　
按照法条他必须承担刑事责任，法条里写的是“可以”从轻，不是必须从轻，徐松辨认和控制能力基本完整，法院完全可以不采纳从轻情节，这也是受害家属不认可鉴定意见的原因。

对此大家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