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的陕西凤翔，百姓们口中流传着两个同样令人胆寒的名字：一个是“党拐子”，一个是“小白鞋”。
前者是盘踞凤翔十几年的土皇帝党玉坤，后者是他那位能双手使枪、枪法百步穿杨的二姨太。
然而谁也没想到，这个瘸了一条腿的军阀，竟在1927年干出了一桩震动天下的大事——用一场长达三个月的秦腔大戏作掩护，把上千人赶进地下，挖空了整整一座西周贵族墓。
一本古书与一个瘸子的野心党玉琨，陕西富平人，又名党毓坤。早年家境贫寒，曾在西安、北京等大城市的古董商店里当过学徒。正是在那段寄人篱下的岁月里，他得到了一本改变命运的书——《西清古鉴》。
这本乾隆年间编撰的青铜器鉴定专著，成了党玉琨的“启蒙读物”。
他将此书放置案头床边，闲来便翻阅，渐渐地，连生僻之器也能被他识得。青铜器上的每一道纹路、每一处铭文，在他眼中都成了价值连城的符号。他对青铜文物的痴迷到了狂热的地步。
可光有鉴宝的眼力还不够，宝贝埋在地下，得有人去挖。
1917年起，党玉琨盘踞凤翔，拥兵自重。他手下约有七千多人马，自封“师长”，号称“司令”。部队纪律废弛，苛索强搜，杀人越货，横行一方。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心里却无不恨之入骨。
关于他的绰号“党拐子”的由来，说法有好几种，有说是他在一次被地方军围剿时右腿受伤；另一种说法是，他早年在西安与清军遭遇时脚部受伤。总之，都是在打仗时落下的残疾。
但光有枪杆子还不够，党玉琨缺钱。
养兵要钱，扩军要钱，抽大烟要钱，娶姨太太也要钱。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地下——那里埋着几千年前的青铜器，随便挖出一件，就够他挥霍好些日子。
可他不知道去哪儿挖。
一个乡绅的“投其所好”就在党玉琨为去哪儿盗墓一筹莫展之际，一个人出现了——斗鸡台的乡绅杨万胜。
此人在当地横行乡里、恶贯满盈。他得知党玉琨喜好文物、正在四处寻宝，便通过党玉琨的随从张志贤牵线，向党玉琨透露了一个消息：宝鸡戴家湾一带相传是西周某大贵族的墓地，古时叫斗鸡台，地下埋藏着许多青铜器。
据史书记载，秦文公、秦宪公皆埋葬于此。早在清代末年，这里就经常有青铜器出土。每逢大雨之后，很多重要的文物便会暴露于田间地头。当地百姓虽不识其朝代名称，但都知道那是价值连城的古董。
党玉琨大喜过望。他亲自到戴家湾进行实地勘查，以便确定详细的盗宝方案。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之后，他决定动手。
可杨万胜提醒他：这么大动静，万一走漏了风声怎么办？
老谋深算的乡绅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白天唱戏，晚上挖宝。
三个月的大戏与上千人的苦役按照习俗，无论红白喜事，搭台唱戏也没有超过七天的。可戴家湾的这场秦腔大汇演，一唱就是三个月。
白天，戏台上锣鼓喧天，生旦净丑唱念做打，十里八乡的百姓闻讯赶来，看戏的热闹场面好不壮观。可谁也不知道，这出大戏的真正“主角”根本不在台上。
每到夜幕降临，秦腔班子谢幕休息之时，一队士兵和杨万胜的家丁们就活跃了起来。那些来看戏的青壮年农民——原本只想图个乐子却中了圈套。士兵们端着枪，把人从戏台下、人群中一个个揪出来，抓了壮丁。
他们的“工作”只有一个字：挖。
党玉琨委任凤翔“宝兴城”钱庄总经理范春芳负责现场发掘总指挥，又“聘请”了当地有名的古董商郑郁文为挖宝现场指导员——挖出的文物如何整修鉴定、如何分级定价，都由郑郁文负责。监工队伍也成立了，监工头目手持皮鞭，紧密监视。
那些被抓来的农民，每天必须自带干粮和工具，天未亮就得出工，天黑后才能回去。住在近处的人还能回家睡一觉，而那些外县的，则只能露宿于村中人家的屋檐下或土窑洞中。
高峰时期，每天同时在挖宝的人竟然达到一千人。
从1927年秋到1928年春，这支援兵不断扩充的“挖宝大军”，几乎把戴家湾翻了个底朝天。
三件稀世铜禁重见天日挖宝的收获确实不小。
开工第一天，就在戴家湾东边的一个窑洞里挖出了许多青铜器和陶器。第三天，在另一处又挖出了一件珍贵的青铜器物。约在11月底，挖出了一个大墓——据参加盗宝的人回忆，墓壁上还有壁画，内容是大山和牛羊。
但真正让党玉琨心跳加速的，是那天傍晚。
民工们突然发现，在墓道里靠近墓室的地方露出了一片平整的青色。那是一件长方形铜器，约有一米多长，共五个面，身上刻有夔龙图案，有三个槽孔，整体看来就像一个没有腿的长方形小桌子。
闻讯而来的党玉琨仔细打量了一番，确定这就是西周铜禁。
“禁”是西周贵族用来放置酒具的青铜案台。之所以叫“禁”，据郑玄的解释是“名之为禁者，因为酒戒也”——周人鉴于商朝因酗酒亡国，便将承置酒具的器物命名为“禁”，以示警诫。
在铜禁出土之前，学者们只知其名，谁都没见过实物。这不仅是因为它的使用有着严格的礼制等级要求，而且只有王室才能使用。
党玉琨赶紧命人在墓室附近继续挖。果然，第二件、第三件铜禁也重见天日。
据后来的统计，这场持续半年之久的盗掘，共挖出青铜器上千件。仅斗鸡台13座墓中，出土的青铜鼎就有28只。其中完整的更是达到740余件。
挖到了目标宝物，党玉琨决定先“鸣金收兵”。
家贼难防：三姨太的“顺手牵羊”可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党玉琨虽然把盗宝一事当作“军事秘密”处理，但那么大的动静，想瞒也瞒不住。更麻烦的是——不光外人眼馋，自己家人也惦记着。
党玉琨纳了好几房姨太太。其中有一位叫马彩凤的三姨太。马父听说女婿弄到了不少宝物，便让闺女偷几件。
机会来了。
有一次党玉琨半夜点着油灯鉴宝，被马彩凤发现了。马彩凤便重金收买了党玉琨的心腹——负责盗掘斗鸡台的监工、刘差官长。此人相当于当地的警察局长，可以随便出入党玉琨的住处。
利欲熏心的刘差官长收了钱后，便将四件铜器装入木箱，交由三姨太的人偷运回娘家。
可偷来的宝贝还没捂热，就被发现了。事后，帮党玉琨清点宝物的古董行家发现东西少了。党玉琨大怒，拘押拷打了身边人，后又派人到三姨太娘家将器物全部搜回。
一场不小的风波，就这样在党家大院里暗暗炸开。
更麻烦的是，二姨太“小白鞋”得知此事后，也在司令部大闹，向党玉琨索要宝物。为了摆平这女人，党玉琨不得不给了她数百件宝物，其中有景福宫玉佛、黑漆古青铜双甗、铜鼎、铜爵、明代宫灯以及宋代瓷器等。
一声巨响与五千条人命党玉琨在宝鸡大肆盗宝、聚敛财物，势力逐渐扩大，很快就引起了冯玉祥的注意。
1928年5月，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司令的冯玉祥，命令宋哲元率军扫平党玉琨。时任陕西省主席的宋哲元出兵围攻凤翔城。
凤翔地势远高于城外，易守难攻。宋哲元的西北军死伤惨重。攻了近半年，宋哲元决定挖掘坑道炸城。坑道从凤翔城东的一家民宅开始，在城墙下面挖掘了一座房子大小的药室，埋下了将近四千公斤炸药。
1928年8月25日上午10时，一声巨响。城墙被炸开了一个一二十丈长的豁口。攻城的军队一拥而入，仅用了一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
党玉琨在战斗中被乱军击毙，终年41岁。
入城后，宋哲元部的士兵们发现党玉琨司令部内有一大铁门，虽然经历过枪炮的洗礼，却依旧屹立不倒。当他们将铁门打开——犹如打开了一座宝库。箱盖里头，全是青铜器、玉器、金器，大大小小，有些上面还带着泥土。
党玉琨盗墓所获的宝物，大部分都落到了宋哲元手中。可对于党玉琨那五千多名被俘的部下，宋哲元没有心慈手软——他下令将俘虏全部屠杀。
国宝的流散与归途党玉琨死了，可他挖出来的那些宝贝，却开始了漫长的漂泊。
这批十分珍贵的文物，大部分流散到了国外。精品被收藏于国外各个博物馆中，共计32件；国内博物馆仅收藏11件。有许多器物至今仍下落不明。现在这批器物只留下了100多件图片，成为研究的重要资料。
其中，周公东征方鼎被党玉琨从戴家湾盗掘后不久便流入美国，现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甲簋则经流转，由宋景文、唐祖诂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
而那三件稀世铜禁的命运，尤其令人唏嘘。
其中一件流入日本，但最终又辗转传入国内，被天津博物馆收藏。这件西周夔纹铜禁高23厘米，长126厘米，宽46.6厘米。抗战期间，日军占领天津英租界，查抄了宋哲元的公馆，掠去很多财物，这件铜禁也在劫难逃。
宋哲元三弟宋慧泉得知后多方打点，才将铜禁赎回，在家中尽心收藏保管。
直到1968年，天津文物管理处在宋氏亲属家中，发现了被砸成几十块的铜禁碎块。加上在物资回收部门找到的部分碎块，1972年送到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进行修复。
如今，这件历经盗掘、流散、战乱、破碎又重生的西周夔纹铜禁，静静陈列在天津博物馆，成为中国出土的铜禁中形体最大的一件，也是我国禁止出国（境）展览的稀世珍品。
墓主成谜：地下三千年的沉默那么问题来了——党玉琨挖了整整半年、搬出上千件青铜器的那座大墓，究竟是谁的？
学术界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
一种说法指向秦文公。
《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文公葬于"西山"，而戴家湾附近的灵山，有学者认为就是"西山"所指。早期著录这批文物的《金文历朔疏证》中，便将部分器物记为"凤翔秦文公墓出土"。
但这个说法后来被许多人认为是误记。
更主流的推测认为，墓主人是西周早期一位地位极高的贵族，很可能与周公家族关系密切。
核心证据是一件叫"周公东征方鼎"的青铜器——其内壁刻有35字铭文，明确记载了"周公东征"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此外，一同出土的"鲁侯熙鬲"等器物，铭文内容也与周公家族直接相关。更关键的是，据记载，出土这些重器的"第十五号大墓"，不仅有墓道，墓壁上还绘有壁画——这在西周墓葬中极其罕见，绝非普通贵族能享用。
然而，所有这些线索，都只能将墓主人框定在一个模糊的范围内。党玉琨没有留下任何科学的考古记录，上千件文物流失四海，学者们只能对着零散的照片和拓片拼凑猜测。
他究竟是谁？是周公的某位子孙？是王室宗亲？还是另有其人？
这个问题，可能永远不会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了……
那场唱了三个月的秦腔早已散场，而那位沉睡了三千年、被惊扰了清梦的西周贵族，他的身份，连同他为自己精心准备的随葬珍品，本应永埋地下，却在一场荒唐的盗掘之后，再次归于沉默。
只是这一次，是真正的、再也无法开口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