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聊一个话题：永乐大典与工业革命。

很多人会问：《永乐大典》会不会是工业革命的源头？

请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后面的问号，这是一个疑问句，不是肯定句。

既然不是肯定句，那疑问的权利总是有的，对吧？

为啥我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呢，原因有二。

一是因为，没错，就是网上很多人提出，说亚里士多德其实是《永乐大典》的译称，而欧洲人的很多科学知识，都是从《永乐大典》来的。

亚里士多德是《永乐大典》——这样的说法，虽然简单粗暴甚至有点惊悚，但不得不说，它确实是一个足够有吸引力的话题，所以，吸引到了我，让我有了打开那些大部头，去寻找线索、证明的巨大动力。

二是因为，我平时多少也读点历史，中国的、西方的，甚至阿拉伯的，对西方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我很久以前就有一个疑问，就是，它总给我一种“突然冒出来”的感觉。

一边是足够惊悚的网上话题，一边是我藏了很久的历史困惑，这两个东西一撞，就撞出了这篇文章。

一 珍妮机

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这应该是大家都知道的。

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高大上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源头其实一点都不高大上，它只是一台小小的，叫珍妮纺纱机的纺纱机。

嗯，珍妮，一个浪漫的名字，西方人还是很精于包装的。

这台小小的珍妮纺纱机，为啥会被西方人定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开端的标志物呢？

原因其实特别简单，因为在珍妮纺纱机之前，都是一人一锭，而珍妮纺纱机实现了一人操作多锭，工业革命的本质是“机器大生产取代手工生产”，而珍妮机是第一个满足了这一条件的机器。

这段历史讲到这里，基本上都是没啥问题的，但当我继续往深了挖的时候，就发现，在珍妮机之前，原来欧洲是从未出现过，超过1锭的纺纱机的。

在欧洲，纺纱机最早出现在12-13世纪，是手摇单锭纺车，1轮、1锭、手摇，一人一次只能纺一根纱，这种1锭纺纱机，从13世纪到18世纪上半叶，在欧洲停留了近500年。

西方历史所记，由英国纺织工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做出来的珍妮机，一出现就是8锭，并在6年内，他本人很快就把珍妮机改进成了48锭。

也就是说，纺纱机在欧洲的发展轨迹，几乎是从1锭突然就变成了8锭的。

从1锭到8锭，看起来相差不大，但其实是非常难的。

如果不难，1锭纺纱机就不可能统治了欧洲近500年了。

500年呐，如果对500年没啥概念的话，就想想孙悟空，他被石头压住的时间，就是500年。

既然说起了孙悟空，那我也用他来打个比喻吧。

珍妮机在欧洲的出现，就好像是，被压在石头下面500年的孙悟空，突然爆出来的一样。

这就好比，你在外太空飘着，没有任何的通讯设备，在你跟地球之间，是一个隔了500公里的茫茫无际的真空，但突然，你的耳朵里出现了来自地球的声音。

这就是我看到珍妮机这段历史的感觉，也是我在文章一开头就跟大家坦白了的，对西方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我一直都有一种“突然冒出来”的感觉。

看了下面这段中国纺车的历史，估计，你也会有相同的感觉的。

二 中国车

如果说，西方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开端标志物——珍妮机，犹如宇宙真空中莫名出现的一句声响。

那跟珍妮机类似的中国纺纱机，在中国的发展，就有迹可循得多，完全没有那种，在真空中突然冒出来的感觉。

1313年，在王祯写的《农书》里，记录了一种叫“八锭木棉軖床”的纺纱机械，軖床是古籍的叫法，其实就是纺纱机，不过在中国，我们不叫纺纱机，叫纺车——中国“车”。

八锭木棉軖床，即8锭木棉纺车。

你看咱们中国人就是骨子里的实在，是几锭纺车，直接8锭纺车，就完事了，一点不带“珍妮”的那种浪漫，当然了，你也可以说，不虚头巴脑。

但8锭木棉纺车，其实跟珍妮纺纱机非常像。

在纺纱作业的几个主要环节上，基本一致。

锭数：都是8 锭

动力：都是人力手摇

原料：都是棉花。

在机械结构的细节上，略有不同，但最大的不同，还是它俩出现的时间。

8锭木棉纺车能出现在王祯的《农书》里，想必在当时应该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机械，也就是说，它出现的时间，大概率是早于1313年的。

珍妮纺纱机，如果按1764年算（也有1765年一说，我就给它算早一年吧），那么，这两台机械出现的时间，至少相差了400年。

8锭木棉纺车，这部中国版的“珍妮纺纱机”，在跟珍妮纺纱机的历史比较中，最明显的区别，不是早出现了差距巨大的400年，而是，它不是突然从1锭变成8锭的。

在1锭到8锭之间，中国是出现过至少3锭的纺车的。

北宋王居正的《纺车图》，就证明了这个事情，画中至少可以看出纺车中的3锭。

《纺车图》创作于公元 11 世纪初，也就是说，3锭或以上的纺车，至少在公元11世纪初的中国，就已经出现了。

中国纺车的发展轨迹，是从1锭到3锭再到8锭的，比欧洲纺纱机的发展轨迹——从1到8，多了个3。

别小看了这个3。

从技术来论，从1锭到8锭的技术难度，一定是很高的，正如上文我已经说过的，如果不难，欧洲干嘛非要蹉跎了500年？

因为，突破1锭，需要解决锭子联动和轮锭联动的双联动问题，这意味着机械结构的彻底颠覆，一定需要机械结构部件的突破，才能做到这件事情。

有了这个3，也就意味着，突破了技术瓶颈，再往8锭走，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事实上，在王祯的这本《农书》里，还有一款更先进的纺纱机械，叫水力大纺车，水力驱动，锭数达到了32锭。

欧洲出现类似这种机械，是在1769年，在珍妮机出现之后短短的第5年。

嗯，看得出来，珍妮机的出现，让欧洲的纺纱机械工业进入了突飞猛进的快车道。

所以，从纺纱机械的历史脉络来看，中国和欧洲的纺纱机械发展轨迹，大概可以做出如下极简的对比链条：

欧洲，从1锭直接到8锭。

中国，从1锭到3锭再到8锭。

怎么样？对第一次工业革命，现在有没有跟我类似的——突然冒出来的感觉？

还没有？没事，我们继续。

三 一本书

18世纪初，法国的杜赫德，写了一本名为《中华帝国全志》的书。

这本书最神奇的地方是在于，这位写尽当时中国的法国作者，是不懂中文的，也从未来过中国。

从他的这个背景中，你率先想到的是什么？

你先慢慢想哈，我先说我的，我率先想到的，是他周围一定有着非常丰富，甚至海量的跟中国有关的资料，还有信息源。

而且这些资料和信息，还一定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沉淀，经过了去伪存真的步骤。

这是必然的，对吧，不然，他靠什么写？怎么写？没来过中国，又不懂中文。

对我们讨论的这个话题，这本书很重要的一点是，它收录了当时中国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机械技术信息。

其中就收录了与王祯《农书》高度相似的中国水力纺织机械。

杜赫德这本《中华帝国全志》，对水力大纺车的记录非常详细，从动力、纱锭数量、传动方式、加捻工艺到生产能力，巨细无遗地进行了介绍，关键是，它还有图，图文并茂。

不知道是这些信息太过于有价值，还是怎样，反正这本书一出，马上就风靡了整个欧洲的主流大陆，英德俄荷都有译本。

西方历史上普遍记载，这本书是18世纪欧洲销量最大、引用最广的中国研究著作。

我觉得可以这样来理解，这就是当年欧洲非常火热的畅销书。

这本书出版于1735年，比哈格里夫斯的珍妮机，早了30年，比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纱机，早了35年。

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机的时候，大约44岁。

阿克莱特发明水力纺纱机的时候，大约37岁。

你们觉得，这两位发明家，有没有可能读到过这本书呢？

哈格里夫斯，在西方历史的记载上，基本上是个文盲，据说，他为珍妮机申请专利的专利书上，签名那里都只是打个X。

阿克莱特，据说，原来也是个文盲，不过后来自学成才，法律书等都能读，识字率估计不低。

有一种说法认为，哈格里夫斯是个文盲，所以肯定没读到过《中华帝国全志》这本书。

坦白说，这种事情基本很难验证，我也不好说，这种说法是对还是错，但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小时候印象很深刻的一个记忆。

就是我们小时候农村，都有木匠嘛，这些木匠，很多都跟哈格里夫斯一样，是不认字的。

但在我童年记忆里，他们是无所不能的，你想做个什么东西，简单给他们画个图，他们就能做出来。

很多时候，我看有一些连图都不会画的大人，跟这些人比划几下，他们也能把东西做出来。

像这种人，他们只是没啥文化，但脑子都是非常聪明的。

哈格里夫斯就更不用说了，以一个文盲的条件，能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一定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像这样的一个人，如果偶然中，得到了一张从《中华帝国全志》中撕下来的图，而这个图，如果恰好就是8锭木棉纺车的结构图，你说，他看得懂呢？还是看不懂呢？

当然了，这只是一个疑问句。

看到这，大概率有人已经想说，我们这次探讨的话题——《永乐大典》是不是工业革命的源头，说了这么多，你一句都没提大典呀！

不要急嘛，下面就要提到了，我还会把上面我们讨论的事情，一个一个地串连起来的。

四 大典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翻开了《<永乐大典>流传与辑佚新考》这本大部头，它不止大，还枯燥无味。

一上来就用大量的篇幅来说，《永乐大典》之前散失了多少，昨天散失了多少，今天又散失了多少。

反正，《永乐大典》不是在散失，就是在散失的路上。

看起来毫无意义。

不过看着看着，我突然灵光一现，散失成这个样子，《永乐大典》还能被称为一本书吗？

这个疑问句，又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疑问句——我们一直把《永乐大典》当成一套书来看，会不会其实是不对的？

把它当成是一个容器来看，会不会是更切合的一种眼光？

一个知识的容器，一个中国知识的大容器。

这样一来，这个容器本身，其实是不是就没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容器里面的知识。

所以，我们文章开头提起的那个——说亚里士多德是《永乐大典》的译称的话题，被一些人讥为笑谈，大概就是因为，把《永乐大典》看成了一本书而不是一个容器，而造成的。

当《永乐大典》只是一个容器的时候，它叫什么名字，其实并不重要。如果你喜欢，把它叫《乐乐大典》，都是可以的。

这样一来，你就不会闹——亚里士多德是《永乐大典》的译称，这种比较低级的笑话了。

你会直接绕过《乐乐大典》，哦不是，是绕过《永乐大典》这个容器，把触觉直接伸进“中国知识”这个层面，去探寻“《永乐大典》是工业革命的源头？”这个话题。

这样一来，在探寻这个话题的时候，《永乐大典》就不再是一个羁绊了，我们也就不再需要去纠结和证明以下这几个问题：

《永乐大典》是什么时候传到欧洲的？

《永乐大典》是19世纪才传到欧洲的，请问它如何影响开始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呢？

《永乐大典》只是中国知识的一个容器，这个容器传不传到欧洲，跟中国知识传没传到欧洲，是没有必然关系的，甚至可能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事实上，上文提到的《中华帝国全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呀。

作者大概率没有看过《永乐大典》这本书，但他写进书里的那些中国知识，跟《永乐大典》的有不一样吗？

显然，是一样的。

所以，与其纠结《永乐大典》这本书，这个容器，有没有传到欧洲？什么时候传到的欧洲？

倒不如直接探究，《永乐大典》这个容器装的那些中国知识，有没有传到欧洲？还有什么时候传到的欧洲？

这，才应该是这个话题的本质。

还是拿《中华帝国全志》来说吧，这本书的中国知识来源，在历史上是很清楚的，基本上都来自于欧洲传教士们在中国抄写下来或寄或带回去的内容。

《永乐大典》从19世纪才开始流传到欧洲，这个说法也许是客观的。

但是《永乐大典》里面的中国知识，比工业革命早得多就流传到欧洲，这个说法也是客观的。

大家都知道的马可波罗，这哥们，13世纪就在中国趴趴走了。

他们说，马可波罗是个文盲，不认字，大概率没带啥中国书回欧洲，但在他身后，来中国的欧洲传教士，是络绎不绝的，这也是《中华帝国全志》能成书的原因。

事实上，那些年来中国的欧洲传教士，大概率是能接触到很多那个时代的高阶的中国知识的。

比如，我举个例子。

有一个叫马丁・德・拉达的西班牙传教士，我们就叫他拉达吧。

1575年，拉达代表西班牙官方来到中国的福建，即当时明朝的福建，受到了明朝官方热烈的欢迎。

热烈的欢迎，不是我说的哈，是历史上的真实记载，反正就是锣鼓喧天、夹道欢迎的那种大场面吧，请结合现在联想一下就理解了。

明朝官方对他之所以厚待，是因为西班牙在菲律宾帮忙剿了一下匪，你知道的，对待朋友，咱们一向是要啥尽量就给啥的。

拉达不是个一般人，是那个时代的大学生，他当时的行为模式，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他没有要什么金银珠宝，反而要了大量的书，据说是超过100部的中国典籍，先带到了菲律宾，然后再带回的欧洲。

不止带书回去，这位知识分子，还写了本叫《记大明的中国事情》的书，详细记录了当时中国的疆域、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物产和风俗。

这本书被称为，16世纪西方最系统的中国观察报告之一。

请注意上面这句话最后的两个字“之一”，也就是说，在遥远的16世纪，离第一次工业革命开端的18世纪，还差了200年的欧洲大陆上，中国知识就已经，不好说遍地开花吧，但说一句蔚然成风，大概是不过分的吧？

所以，看了这个例子，你说，像拉达这样的欧洲人，在当时的中国，看到点高阶的中国知识，比如王祯《农书》里面8锭木棉大纺车和水力大纺车的结构图呀之类的，或抄写或原纸带回了欧洲，会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吗？

其实大概都可以想象，王祯《农书》里面8锭木棉大纺车和水力大纺车的结构图和制作方法，这样的科技知识，在当时，在欧洲人的眼里，那简直就是魔法般的存在呀。

难道你不觉得，反过来——拉达对中国这些，在当时如魔法般的科技知识，一点兴趣没有，也一点都没有带回欧洲，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吗？

所以，我在想的一个事情是，在“《永乐大典》是不是工业革命的源头”这个话题上，《永乐大典》真正的价值，并不是它自己有没有到过欧洲或者什么时候到的欧洲，而是，它把中国古代的科技知识，系统性地保留了下来，传承了下来，以至于这些知识撑到了，传到欧洲的那一天。

对，它主要起到的是一个容器的保护的价值。

所以，在探讨“《永乐大典》是不是工业革命的源头”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遵循下面这条逻辑链条：

中国科技知识——《永乐大典》——看到、抄写或碎片带回欧洲——珍妮机——第一次工业革命。

是不是一个更合理一点的方向呢？

至少，比原来大家习惯的那条简单粗暴的逻辑链条：

《永乐大典》——第一次工业革命。

无论如何，都要更合理一点吧？

这个话题，说到这，其实就差不多可以结束的了。

但在查资料的时候，我还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历史小细节，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我是觉得，这个细节，对大家探究这个话题，或多或少，应该是有点比较特殊的意义的。

来，让我们继续吧。

五 正本与副本

我们今天所说的《永乐大典》，其实并非永乐年间成书的正本，而是嘉靖朝抄录的副本。

永乐正本成书于1408年，嘉靖副本从1562年开抄，1567年完成，两者相隔159年。

1557年，紫禁城大火，奉天门、三大殿尽毁，火势逼近存放大典的文楼。嘉靖连夜下三道谕旨，才将大典保全。

五年后，嘉靖下令重抄《永乐大典》，历时五年修成副本。

蹊跷的是，副本完成后，正本就在正史中彻底消失了。

主流说法认为，正本毁于1644年李自成战火，但这一说法存在明显逻辑漏洞：

倘若正本毁于明亡，清代官员接收典籍时，必然会记下“正本已毁、副本仅存”类似这样的字眼，这是对皇家典籍最基本的登记。

可清代文献全无相关记载。

所以，我更倾向另一种可能：

嘉靖抄录副本，根本不只是备份，而是抢救。

抄录副本耗费13-15万两白银，相当于嘉靖朝一年财政支出的1/10。

若只是备份，代价未免过高。

此时正本早已残缺散失，会不会是更合理的解释？

上文我提到的《<永乐大典>流传与辑佚新考》里面的一些数据可以佐证：

嘉靖副本1567年成书，到乾隆1743年核查，仅206年就散失近2000册。

正本从1408年到1562年，存世159年，以古代典籍保存条件，残缺程度恐怕只会更严重？

也就是说，嘉靖抄录副本，更大可能是对濒临散失的正本进行抢救性重编。

正因为正本早已残破，副本成型后便不再被重视，最终慢慢湮没于岁月，无声消失了。

我为啥要插这一段，我是觉得这一段历史，对我们的话题至关重要：

正本的消散，不是毁于一朝大火，而是在数百年间慢慢散入民间、流布四方。

那些散出的内容，自然可能随着贸易、传教士，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到了欧洲，应该也不是什么太奇怪的事情吧？

1735年，《中华帝国全志》能在欧洲掀起热潮，不正是中国知识长期沉淀、持续西传的结果吗？

知识的传播，从来都是需要时间消化和沉淀的。

我想说的是，本来大家想的，《永乐大典》影响工业革命，只是嘉靖副本的功劳，这下好了，因为这段历史的存在，这种影响，搞不好是正本和副本对工业革命的“双典夹打”？

对！感觉也只有“双典夹打”，正本和副本一起发力，才能让一个从未踏足中国、也不懂中文的欧洲人，写出如此浩瀚详实的《中华帝国全志》。

写到这里，这篇文章就真的差不多可以结束了。

不过，在结束之前，我还是想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当你把文章看到这里的时候，在你心里面，注意，是在你的心里面，别管我，也不要管别人，这篇文章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的问号，是否可以拿掉呢？

好，那就以一个疑问句开始，也用一个疑问句，来结束这篇文章吧。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