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去世后，秘书赵炜提出4个要求，中央回应：人民不会同意。
 
周总理逝世后不久，邓颖超便开始考虑自己身后事。
 
80年代，邓颖超听闻有关“安乐死”技术的新进展，对此，她有所动心，认为这可节省资源，为其他病患提供更多的医疗机会。
 
邓颖超曾私下里请求她多年的秘书赵炜，如果自己日后病重无法医治，应帮助她实施安乐死。
 
然而，赵炜对此感到非常不安。
 
邓颖超于1992年7月11日安静地在睡梦中离世。
 
邓颖超生前曾明确表示，不希望有任何形式的大规模哀悼活动，包括家庭的吊唁活动、遗体告别仪式及守灵活动，她也希望不要麻烦国外的朋友专程前来北京吊唁。
 
遵循邓颖超的遗愿，赵炜向中央提交了四个具体的请求。
 
但中央对这些要求感到为难，认为这些请求很难得到人民的广泛接受。
 
为了妥协，中央决定在西花厅挂上邓颖超的遗像，不公开通知，让亲朋好友和广大群众自发前来吊唁。
 
邓颖超曾指示，与周总理一样，希望自己的骨灰被撒入大海。
 
由于邓颖超无子女，这一责任由赵炜承担。
 
结束了所有的仪式之后，赵炜携带邓颖超的骨灰来到天津的“新海门”号船上。
 
在风中，他将骨灰撒入海洋。
 
为了适应邓颖超国际友人的哀悼需要，中央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设立了临时灵堂。
 
1919年，邓颖超作为学生积极参与到爱国运动中。
 
五四运动期间，男女学生原本是被禁止共同参与社会活动的。
 
天津地区的女学生们，在邓颖超的推动下，决定成立了“女界爱国同志会”，通过成立演讲团队、进入家庭和社区进行演讲，向广大妇女传播爱国思想。
 
1923年4月25日，女星社正式成立。
 
邓颖超在《经济压迫下的少女》一文中，揭示了广大妇女受到旧经济制度压迫的普遍现象，并发出了动员广大妇女参与经济革命的号召。
 
1925年7月，邓颖超接受中央的指示，从天津南下广州。
 
邓颖超深知，真正的妇女解放不仅仅是获得平等权利的争取，更是一个需要妇女自身觉醒和参与到更广泛社会政治活动中的过程。
 
与此同时，周恩来留学日本归来后，因其卓越的外貌和才华在天津学生界颇有名气，而邓颖超当时就读于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两人的初次相遇发生在师范学校的礼堂，那时邓颖超正站在台上，激情洋溢地讨论青年的命运和国家的未来。
 
此后，他们通过共同参与话剧活动等方式逐渐加深了解。
 
邓颖超最初认为周恩来只将她看作妹妹般的存在。
 
1923年，周恩来从法国寄来明信片，表达了他对邓颖超的感情。
 
邓颖超和周恩来的婚姻中，虽然没有自己的孩子，他们收养了多个革命烈士的孩子，视如己出。
 
1940年，周恩来在莫斯科治疗臂伤期间，他与邓颖超一同访问了国际儿童院，看望那些烈士的子女。
 
进入1970年，周恩来与邓颖超共同拍摄了一张结婚纪念照。那时，他们已经一同度过了许多为革命理想和信念而战的年月。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后，坚持实现周总理的遗愿，将其骨灰撒向了他一生热爱的祖国大地。
 
此后的十二年，邓颖超独自一人撰写了《西花厅的海棠花又开了》一文。
 
邓颖超在1982年撰写了两份遗嘱，第一份遗嘱重申了她对简朴生活的追求，包括不保留骨灰、不搞遗体告别和追悼会等。她还强调了不以周恩来的关系对待其亲属。
 
第二份遗嘱中，邓颖超做出了关于其个人物品、文件和遗物的详尽安排。她请求未使用的工资全数上缴为党费。此外，她还安排将与周恩来共有的物品和文件适当处理。
 
1978年，她不仅再次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还参加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被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并担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1981年底，邓颖超经历了两次重大手术。然而，邓颖超的坚韧不拔和她对事业的执着使她能够在1982年9月，即使身体状况未完全恢复，仍然被再次选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到了1983年6月，尽管已高龄79岁，邓颖超仍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她对自己的健康管理极为严格，通过持续的身体锻炼，身体功能逐步恢复。在任全国政协主席期间，她积极参与中央会议、人大和政协会议。
 
1988年4月，邓颖超的全国政协主席任期结束，她正式退休。
 
1992年7月1日，即她逝世前20天，邓颖超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庆祝党的生日，加快改革开放》。邓颖超的生活非常简朴，常常强调节俭和反对浪费。
 
在她的饮食上，她总是坚持“一荤、一素、一汤”，并且时常提醒厨师注意不要浪费食物。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去世，享年88岁。根据她的遗愿，她的工作人员悉心维护了那套保存了16年的旧西装和周恩来的骨灰盒。
 
参考文献：[1]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沉痛宣告邓颖超同志逝世[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92,0(18):680-6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