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郑州一老人在生日宴上说胡话，女儿听后当晚就来派出所报案，“警察同志，我家老爷子不对劲，麻烦你们帮我查查他。”
 
朱柯信出生于河南农家。自小目睹民众的苦难，1937年，他参加了国民党第13军。加入军队后，他参加了许多次的抗日战斗。特别是1941年的郑州战役中，第13军因临时调动，备战不足，导致日军攻占郑州。
 
在随后的反攻中，朱柯信带领部队多次冲锋，痛击侵略者。然而，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他不幸身受重伤，被敌军刺伤16刀，血流如注，最终昏迷不醒。
 
虽然经过紧急救治，他的生命得以保住，但由于伤势过重，无法再次回到战场。朱柯信带着对未能继续战斗的深深遗憾回乡。
 
他的归来并不轻松，身体多次受伤的他，选择在一个偏远而破旧的房子中独自生活。每当抗日军队经过他的家乡，需要补给时，他总是毫不犹豫地提供物资和粮食支持。尽管生活条件艰苦，他却始终坚持独立，不愿意给已成家立业的儿女增添负担。
 
1949年以后，新政府进行了土地改革，朱柯信也从政府那里分到了一小块土地。但他的房子在一场大暴雨后坍塌了，他不得不搬入废弃的道班房暂住。朱柯信的故事，直到他91岁生日那天才被儿女们所知。
 
在生日聚会上，朱柯信因痴呆症开始讲述自己年轻时的战斗经历。
 
儿女们初听时感到震惊和迷惑，难以相信这位平日里温和的老人有过如此惊心动魄的过去，他们甚至报警，请求公安部门调查。
 
调查结果证实了朱柯信的身份和经历。
 
此时的朱柯信，虽然年事已高，但他的心中充满了对和平的珍视。
 
他深知战争带来的痛苦，更感激在晚年得到国家的尊重和照顾。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1937年，南京沦陷，在大屠杀中，孙秀清这个年仅16岁的学生，因早一步逃回高淳老家，侥幸逃过一劫。孙秀清深知，一个国家的兴亡，每个公民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深思熟虑后，孙秀清萌生了参军的念头。尽管当时只有16岁，未满参军年龄。
 
两年的时间里，他不断向父母表达自己的决心，并最终在18岁时得到了父母的同意。
 
孙秀清随后加入了国民党军队，被编入第37军60师。
 
面对即将到来的艰苦战斗，孙秀清决定改名为孙建勋。
 
在1938年底，长沙成为了日军的重要攻击目标
 
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中国国民党军从北至南沿江河线设置了三道防线。
 
其中，新墙河成为了第一道关键的防线。
 
孙建勋所在的第37军被派驻至新墙河。
 
在新墙河一带，孙建勋与战友们日夜坚守阵地，保卫长沙大后方。
 
随着抗战的持续，孙建勋屡立战功，1945年，他被选送至中央军校，即原黄埔军校，进行更高级的军事教育。
 
孙建勋在军校的学习期间，系统地学习了军事理论。
 
然而，内战的硝烟逐渐浓厚。
 
孙建勋意识到，自己很可能会在毕业后直接投入到与共产党的激烈战斗中。
 
孙建勋不愿意继续参与同胞间的流血冲突，在军校期间，他决定提交退伍申请。
 
回到高淳的家乡后，孙建勋并没有多谈自己的过往，只是一个普通的退役军人身份。
 
孙建勋年老体衰，逐渐患上了老年痴呆症。
 
随着病情的发展，他的记忆开始混乱。
 
2006年，痴呆的孙建勋误以为战争尚未结束，他匆匆收拾行囊，独自一人在雨中跑向高淳汽车站，希望与“战友们”汇合，前往长沙战场。
 
然而，到达汽车站后，孙建勋发现四周寂静无人，没有战友，只有他一个人站在车站雨中。
 
行人们看到这样一个淋着雨、自言自语的老人，感到迷惑不解。
 
站台上的人群逐渐稀少，孙建勋开始焦急起来。
 
他思考着，是否是自己来晚了，部队已经提前出发。
 
正当他感到困惑和急躁时，一辆大车驶过车站。
 
孙建勋急忙上前拦车让司机带他前往长沙的新墙河前线。
 
司机初时被这位突然拦车的老人吓了一跳。
 
但在看到老人衣服上缝有的联系方式后，司机意识到这位老人可能是因为病痛而迷失方向。
 
司机告诉他将联系他的部队长官，同时拨通了衣服上的手机号，与孙建勋的儿子孙钟顺取得联系。
 
孙钟顺了解情况后，迅速赶到汽车站并带着孙建勋返回了家中。
 
在2014年，孙建勋突然站在河边大声喊有鬼子来了并准备刺刀，紧接着，老人一个猛跃，跳入了冰冷刺骨的河水中。
 
村民们连忙跳入水中将孙建勋救上了岸。
 
记者们决定对孙建勋进行采访。
 
在采访中，孙建勋仍然能够回忆起一些在长沙和新墙河防线的战斗。
 
他还记得自己曾在黄埔军校深造，并提到了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如桂乃新和关麟中（实际上是桂乃馨和关麟征）。
 
他们向有关部门报告了孙建勋的情况。
 
随后，有关部门对孙建勋的历史身份进行了调查和证实，他被正式认定为抗日老兵，并获得了相应的荣誉勋章和生活补助。
 
参考文献：[1]宋蓉.人微言不轻——安徽省图书馆《抗战老兵口述历史》项目案例分析[J].山东图书馆学刊,2019,0(3):7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