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初，贵州省主席谷正伦在撤逃前找卢焘维持贵阳秩序，不料卢焘却惨遭刘伯龙枪杀，谷正伦痛哭之后决定除掉跋扈的刘伯龙。
 
1905年，年轻的卢焘受到孙中山的革命理念影响，加入了同盟会。四年后，他进入了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与朱德、李云鹄、范石生等人成为同学。
 
在那里，他们共同研习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
 
1911年卢焘从讲武堂毕业之际，正逢武昌起义爆发。
 
云南随即响应，宣布独立。
 
卢焘作为独立大队的队官，在蔡锷的指挥下，参与了对四川的军事援助，特别是在泸州和重庆之间的作战。
 
1914年，他被任命为贵州新编陆军第一团的团副。
 
次年，他与李雁宾、范石生等云南讲武堂的同学合作，创立了新军模范营，并亲自担任营长。
 
1916年，卢焘积极参加了护国运动，担任滇黔两省护国军东路支队的第二团团长。
 
1917年，他支持孙中山的护法运动，担任黔军第一混成旅的旅长。
 
到了1920年，卢焘升任黔军代理总司令。
 
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职为非常大总统后，卢焘接到孙中山的电令，正式成为黔军总司令兼贵州省省长。
 
不久，他又奉孙中山之命，带兵前往广西协助平定当地的混乱。
 
在桂林，卢焘有幸第一次与孙中山会面。
 
1923年2月，他帮助范石生部队对抗陈炯明的叛军，将其从广州驱逐。
 
卢焘的此次军事行动赢得了孙中山的重用。
 
在对共产党的态度上，卢焘持有一种同情与支持的立场。
 
1928年，当朱德带领部分起义部队从广东向湘南转战时，他通过王佐发送了一封信给卢焘，希望通过他与范石生取得联系。
 
收到信后，卢焘立即写信给范石生，不希望旧日同学成为敌人，并希望范能在军火物资上帮助朱德。
 
抗日战争爆发后，卢焘在广西南丹组织了“贵州抗日救国军”。
 
战争胜利后，面对蒋介石坚持的反共和内战政策，卢焘明确表示了他的不满和反对。
 
1949年秋，随着人民解放军大举进军西南，贵州当局设立“贵州反共保民委员会”并聘请卢焘为委员。
 
然而，卢焘在第二天便退回了聘书，他坚信蒋介石的失败是必然的。
 
当地的共产党地下组织接触卢焘，希望他能在解放贵州中发挥作用。
 
卢焘愉快地接受了这一角色，于1949年11月10日出任“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的主任。
 
早在国民党全面掌控贵州之前，卢焘就曾担任过黔军司令及贵州省长。
 
在解放军到来之际，卢焘在这紧急关头，选择了站出来维护城市的稳定。
 
他建立的贵阳临时治安据点，实际上维护城市正常运作。
 
卢焘的行动获得了贵阳市民的广泛支持。
 
同时，卢焘还与解放军秘密联系。
 
然而，国民党中央的不满和猜忌积累已久，贵州国民党保密局的一份电报披露了卢焘与解放军的联系，这一消息最终传到了蒋介石耳中。
 
蒋介石随即命令刘伯龙处理卢焘。
 
刘伯龙此时正从败绩中逃亡至贵阳，他迅速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
 
1949年11月14日上午，卢焘被国民党89军军长刘伯龙以参加会议为由诱骗离家。
 
在车辆行至贵阳西郊二桥转弯塘时，遭到埋伏的刽子手残忍杀害。
 
卢焘之死激起了广泛的哀悼和纪念活动。
 
贵阳刚解放不久，各界人士和普通群众便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朱德和李济深等领导人纷纷发来唁电。
 
这些挽联和唁电从四面八方涌来。
 
卢焘的去世震惊了贵阳，尤其是他的老部下和政治盟友谷正伦。
 
原来，正是谷正伦多次恳请，卢焘才决定复出，协助维护贵阳的秩序。
 
谷正伦誓言要为卢焘的不幸遭遇复仇。
 
作为贵州人的刘伯龙，本应保护本土功臣，而他却对卢焘下此毒手。
 
然而，直接对抗刘伯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刘手中掌握着强大的军力，而谷正伦则主要活动于政治领域，仅有少量保安力量。
 
谷正伦的计划起始于晴隆县。
 
在这里，谷正伦事先暗中联系了刘伯龙麾下不满的两位师长，因此很快就答应了配合谷正伦的计划。
 
与此同时，谷正伦又调集了附近的保安队。
 
11月17日，谷正伦的保安队进入晴隆，他决定不再等待其他援兵，直接发起攻击。
 
谷正伦以自己病重需赴昆明治疗为由，诱骗刘伯龙前来晴隆处理接替事宜。
 
刘伯龙自负心强，仅带领一个连的兵力来到会面地点。
 
在刘伯龙进入会馆时，伏击中的保安队突然开火，刘伯龙被当场击毙，其随行的士兵也因失去首领而士气全无。
 
杀掉蒋介石的亲信后，谷正伦迅速处理完手中事务，并携带黄金逃离至昆明。
 
正如谷正伦所料，蒋介石得知刘伯龙被杀后，立即派出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追捕谷正伦。
 
但毛人凤与谷正伦早有私交，最终选择放谷正伦一马，他得以逃至香港。
 
参考文献：[1]张其遵.谷正伦在甘肃[J].贵州文史丛刊,2005(4):5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