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花了20年时间，花了国家那么多钱，搞成这样，我是有罪的。”而说出这句自诩歉疚的话语的主人公名字叫做高伯龙，我国激光陀螺的奠基人。
 
抗日战争中，一群村民急忙躲进了一个防空洞中。一个小孩因恐惧而大声哭泣，旁边有人警告说，如果继续哭闹，可能会吸引飞机投下炸弹。
 
虽然这是一种误解，飞机根本无法听到地面上的哭声，但孩子的母亲在恐慌中却紧紧地捂住了孩子的嘴巴。
 
不幸的是孩子因窒息而丧生。
 
9岁的高伯龙目睹这一切。
 
高伯龙的父亲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毕业生，因工作的需要常常四处迁移。
 
他的学业经历颇为坎坷，小学期间就曾经换了8所学校完成学业。
 
尽管如此，高伯龙在数理方面两次跳级，还在家自学两年，成绩始终保持优异。
 
1944年，日本军队侵入广西，16岁的高伯龙毅然决然放弃学业，加入国民党军队。
 
然而，所见所闻的军队内部的腐败让他深感失望。
 
战争结束后，他决定将自己的力量投入到科学研究中。
 
194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到清华大学物理系。
 
在那里，他接受了系统的物理教育。
 
尽管早期从军的经历给他带来了一些困扰，高伯龙始终未能有机会参与到重要的科研项目中。
 
当高伯龙43岁时，科学家钱学森将他推荐到国防科技大学，从事激光技术研究，尤其是激光陀螺的研究。
 
激光陀螺是一种精密的导航设备，能在无需外部参照的情况下提供精确的方向指示。
 
1971年，中国的激光陀螺研究几乎处于空白阶段。
 
当时，美国已经研发出了世界上第一台激光陀螺仪。
 
无论是战机、潜艇还是导弹，没有激光陀螺的精准定位和导航，它们的战斗效能将大打折扣。
 
钱学森意识到这一技术的重要性，将一些关于激光陀螺原理的基本信息带回国内。
 
尽管有了这些初步的信息，但国内研究人员对此一筹莫展。
 
面对缺乏详细设计图纸和实物的挑战，许多研究机构因难度过大而选择放弃。
 
但高伯龙和他的团队决定坚持下去。
 
由于实验条件的限制，高伯龙将一个废弃的食堂改造成实验室，从建筑工地回收废料用于设备制造。
 
他曾亲自推着板车在建筑工地上收集大理石废料，这种材料由于其低膨胀率非常适合用来制作光路系统的支撑平台。
 
他甚至自己动手割制纳米激光玻璃，改造废旧检测仪器。
 
1975年，他解开了激光陀螺的关键技术问题。
 
尽管国内科研条件与美国有较大差距，高伯龙坚信需要另辟蹊径。
 
1976年，他首次在全国激光陀螺仪学术会议上提出了四频差动激光陀螺仪的构想。
 
当时美国仅研发到二频差动激光陀螺仪。
 
1978年，高伯龙编写了《环形激光讲义》，详细解析了激光陀螺的理论与实践。
 
经过不懈努力，，他们成功研制出第一代激光陀螺原理样机，虽比美国晚了15年。
 
尽管样机已研制成功，但其实际应用仍面临重重难关。
 
特别是在1984年，美国宣布放弃这类激光陀螺仪的研发，认为该技术路线不可能成功。
 
然而，高伯龙依旧坚持自己的研究方向，美国在镀膜技术上的难题，为中国科研团队提供了机会。
 
此后十年，高伯龙带领团队克服重重技术障碍，从根本上解决了高精度检测设备的研制、编程技能的学习等问题。
 
1993年，他们的项目经历了权威专家组的鉴定，虽然结果表明存在原理性错误，项目一度面临中断，高伯龙深感国家资源的浪费，但他承诺在一年内解决所有问题。
 
1994年11月8日，中国第一台激光陀螺工程化样机终于问世。
 
1995年，高伯龙因年龄和健康原因退居二线，但他仍未停止对激光陀螺及其在惯性导航系统中应用的研究。
 
他继续带领团队探索未知领域，坚持采用与国际不同的研究路线。
 
2008年，全国遭遇严重的低温雨雪灾害，电力供应紧张。
 
即使在80高龄，他仍旧每天冒着严寒前往实验室，穿着简单的黄布军装和草绿色胶鞋，不断地进行试验和数据校对。
 
他们的努力最终在2010年取得了显著成就，成功研发出国内第一款精确度领先的双轴旋转型惯性制导系统，该技术被广泛应用于中国的武器平台。
 
2014年，国人通过央视的一档节目首次广泛认识到这位科学家。
 
节目中展示了高伯龙86岁高龄时的工作场景。
 
这一幕深深打动了无数观众。
 
参考文献：[1]朱亚宗.别具一格的科学大师——高伯龙院士学养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学报,2020,43(1):2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