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一个刑满释放的土匪齐达榜，在赶车的路上，认出一70多岁衰弱的老农民，正是20年前杀害我党5名高级干部的凶手。
 
承德警方对刚释放的前土匪齐达榜行为产生怀疑，调查发现他频繁访问一位名叫任伍芳的老农民。初步审讯后，齐达榜供认，任伍芳曾是他的头目。
 
任伍芳曾在1947年热辽地区与其他几个土匪团伙共同活动，由于我军的连续打击，土匪势力受到压缩。
 
然而，任伍芳等一些顽固分子不肯投降，聚集解放区边缘地带。
 
在白金辉的指挥下，这些匪徒常常对我军小分队进行偷袭，一次在赤峰市的攻击中，我方五名高级干部不幸牺牲，包括冀东区委组织部长苏林燕等。
 
这五位高级干部均为红军时期的老革命，毛泽东及中央十分关注，多数土匪部队被消灭，个别头目后来也被镇压。
 
至1949年，白金辉随国民党起义后病死，其他如于秀成和陶汉选也陆续被处置。
 
仅有任伍芳躲藏多年。
 
时中共冀察热辽分局策应东北华北野战军的战略反攻，在林西县召开党代表会议。
 
会议地点选择在林西县北部不远处。
 
来自冀东的代表团由冀东军区派出的警卫队护送至林西，用时十天。
 
在战役筹备期间，冀东军区收到冀察热辽军区的支援，包括一万多发子弹。
 
由于战时需求迫切，冀东军区决定由警卫排的朱乔生率领主力先行返回，尽快把弹药运送到前线。
 
与此同时，代表团的其余成员，在会议结束后，也准备返回驻地。
 
由于主要的警卫力量已经先行离开，冀察热辽军区决定由热河军区派出骑兵连来护送代表团。
 
这个骑兵连虽然装备简单，但其机动性强。
 
行军途中，代表团经过了热北赤西县的柴胡栏子。
 
由于天色已晚，冀东代表团决定在此暂停休整。
 
不料，就在代表团安营扎寨的第二天，村外突然出现可疑人群。
 
李中权团长在询问哨兵后得知，这些人可能是从西南方向来的。
 
原本以为不会有太大的威胁，却没想遭到了袭击。
 
这群人是国民党的残部。
 
李中权迅速指挥代表团成员和随行的骑兵连采取行动。
 
敌人在看到村中的解放军没有重型武器的情况下，试图一举消灭代表团和骑兵连。
 
在紧急的战斗中，代表团和骑兵连利用地形，成功地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
 
曙光初现，敌军已经占领了村南、北、西三个方向的制高点。
 
300余敌兵在重火力的掩护下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当时的代表团人数众多，但武装仅限于少数警卫人员持有的长枪，其他成员则只装备了手枪和少量手榴弹。
 
战斗打响后，代表团成员期盼着驻守彩凤村的骑兵连能够及时增援。
 
李中权两次派遣警卫前往寻求支援，却均告失败，消息传来，骑兵连已经不知去向。
 
此时，警卫班班长李海山带领着全体班员奋不顾身地投入战斗，消灭数倍于己的敌人后，全体壮烈牺牲。
 
战斗之中，胡里光所处的房屋被敌人攻占，李中权与苏林燕及其他干部在最后关头焚烧了文件和电报密码。
 
在此绝境中，李中权率领同志们作出冲锋的决定。
 
全体人员一声令下，奋力突围。
 
许多代表团成员倒下，包括苏林燕和王平民，而王克如和冀光选择了自我了断。
 
在李中权突围过程中，他先是右臂中弹，继而又背部中弹。
 
尽管伤痛难忍，他仍带领幸存的同志向彩凤村冲去，趁敌人忙于抢劫，与追击的敌人进行了短暂的交火，终于有幸逃脱。
 
李中权一路向东，在警卫员的帮助下，借助一头毛驴行进。
 
不久，热北骑兵团急速赶来提供救援。
 
冀东代表团虽然成功突围，但代价惨重。
 
事件中，共有22名干部战士牺牲。
 
在冀东军区的追责下，涉案的骑兵连连长和指导员因临阵脱逃被枪毙。
 
此后，李中权将军在身体康复后，于1947年与詹才芳共同组建了东北民主联军野战军九纵队，并担任九纵的政委。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任芳伍多年躲藏后，他于1968年在承德漫沟子公社被前部下齐达榜意外认出。
 
尽管表面看起来是一个普通的老农民，但他的罪行最终未能逃过审判。
 
任芳伍经审判后被枪决，时年72岁。
 
而另一个土匪头子白金辉，他在1949年初作为北平起义的将领之一，混入革命队伍。
 
他的身份作为柴胡栏子事件的主犯之一在后来的清查中被揭露。
 
与其他许多土匪不同，白金辉曾是起义军的副团长。
 
白金辉二战期间曾一度投降日伪政权。
 
随着抗战的胜利，白金辉被任命为白岔乡的乡长。
 
在抗战胜利之后不久，白金辉就组建自己的武装团体，进行打家劫舍。
 
1949年，白金辉与其部下抵达桦树沟，并与于秀成的部队举行了简短的会谈后，决定走大庙、孤山子、初头朗公路前往赤峰。
 
随后的几个月，白金辉的部队在接连不断的军事行动中逐渐疲软。
 
随着北平的和平解放，白金辉成为起义干部。1949年7月白金辉因病去世。
 
参考文献：[1]郑泉.血染的丰碑——柴胡栏子事件始末[J].档案与社会,2001(6):4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