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杀害江姐的凶手，黄茂才被判处枪毙，行刑时，黄茂才大喊冤枉，他大声的呼喊：“我不是国民党特务，我是无辜的，我帮助江姐做过很多事。”

1951年3月4日，重庆白公馆刑场，阳光正盛，空气却沉得像要塌下来，人群围得水泄不通，一个身影被押上刑台。

他瘦削，脸色苍白，喊了一句震惊四座的话——“我冤枉！我不是特务！我帮助江姐传过信！”

那一刻，围观的人愣住了，被判为“杀害江姐凶手”的黄茂才，竟然在枪下喊出这一句？

当年的重庆，刚从战火中回魂，国民党特务的罪行如山，人民的怒火滔天。

黄茂才，这个在渣滓洞任职的看守，被定为“配合刑讯、致江姐牺牲”的帮凶，毫无悬念地被判死刑。

可他临刑不改口，拒不认罪，连在审讯中都咬牙撑住：“我是江姐的联络员，不是刽子手！”

没人相信他，那个年代，谁还会去听一个“特务看守”的辩解？更何况他没有证人，只有一身“污迹”。

可故事，远不止这些。

黄茂才，出生于1925年，四川合川一个佃农家庭，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算是村里少有的“识字人”。

他的人生转折，发生在1945年，那年他20岁，为了逃避抓壮丁，躲进了一户地主家，地主看他会写字，便把他推荐进了国民党军统系统当文书。

他没想太多，只当是混口饭吃，但很快，他被分配到重庆渣滓洞做监舍管理。

那是一个让人难以想象的地方——昏暗、潮湿、每天都有尖叫和哭声。

上面告诉他：“这些人是共产党，是暴徒，是破坏国家的敌人。”

可他第一天进牢房，就看到一个带着孩子的孕妇被吊打，再一转角，江姐正坐在角落，为难友织袜子。

那一刻，他有了裂缝。

“你知道她是谁吗？”一个老看守小声说，“她叫江竹筠，是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骨干，几次都没能撬开她的嘴。”

黄茂才开始怀疑，他每天近距离接触这些“敌人”，却发现他们并不像宣传的那样。

他看到江姐咬紧牙关、不发一语，也看到她在寒夜里把自己的棉被分给别人，他开始不安，开始思考，开始偷偷观察。

几个月之后，江姐找到了他。

“你识字吧？”她轻声问。

黄茂才点头。

“能不能帮个忙？”

他犹豫了三秒，点了头。

就这样，他成了江姐与外界的秘密联络员。

第一封信，他藏在鞋底，冒着被处死的风险，走了二十里山路，送到了“表妹”手中，一句“药方拿到了”，便是暗号。

他从没想过逃，他只想帮忙，他说，那是他人生第一次感觉自己活得像个人。

1949年10月，他因母亲重病请假回家，江姐知道他要走，偷偷塞给他一个油纸包：“给我儿子云儿。”

十天后，当他回到渣滓洞，江姐已经就义，那封信，成了她的绝笔。

他哭了一夜，从此，他默不作声，把所有记忆压进心底。

1951年，他在乡下小学当老师，突然被捕，罪名是“渣滓洞特务、致江姐牺牲的主要帮凶”。

他无法自证清白，也没人在乎他的解释，直到公审大会上，他大喊冤枉，才引起注意。死刑被临时改为无期。

他坐牢多年，始终不认罪：“如果我承认了，江姐就白死了。”

直到重庆烈士陵园的一份档案，悄悄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

那是一份江姐狱中留下的密信副本，落款是“黄茂才送出”，馆长感到震惊，开始追查黄茂才的下落，终于在四川一个偏远村庄找到了他。

随后，曾经的狱友、江姐的同志曾紫霞得知消息，热泪盈眶：“他是我们的人，他，是我们的人！”

接下来，十几位幸存战友联名写信为他作证，1982年，法院正式判定黄茂才无罪，撤销原判。

那一年，他57岁，整整背了三十年“杀害江姐”的黑锅。

他出狱后没有回重庆，也没再谈起过去，他在乡下安静生活，种地、养鸡，过着再普通不过的生活。

黄茂才不是英雄，也不是烈士，他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小人物，在最黑暗的时刻，做了一个可能连自己都不懂的选择。

他曾是“特务”，也曾是“信使”，他曾被唾弃，也曾被怀念，他的身份一直模糊，但他做的事，终究没被忘掉。

1983年，他在重庆烈士陵园江姐纪念碑前站了很久，他没上香，也没说话，只是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泛黄的纸，放在纪念碑下。

那是江姐写给儿子的信，他说：“我终于把它送到了。”

历史终会还原真相，但它的速度，往往慢得让人心碎。

黄茂才的冤声，飘了三十年，才终于有人听见，他说过一句话：“我不是什么英雄，我只是，不想她白死。”

我们该记住他，不是因为他被冤，而是因为他在最危险的时候，还选择了做对的事。

信息来源：《在狱中，她写下托孤遗书》中国军网-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