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2月5日，重庆歌乐山下寒风凛冽，一个穿灰布棉袄的中年男人被押上刑场。法警问他还有什么遗言，他嘴唇哆嗦了半天，最后憋出一句：把我扔到荒郊野外吧，让我跟那些草木一起烂掉，不要墓，不要碑，不留任何标记。 他是冉益智，重庆党史上最不能饶恕的叛徒之一。曾官至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位高权重，手里捏着多少同志的命。结果1948年4月被捕，特务还没上刑，他就全撂了。不但承认自己是正式党员，还供出了市委书记刘国定，连刘国定的老婆要生孩子的细节都交待得清清楚楚。为了在军统那儿邀功，他把北碚学运、沙磁区组织、下川东地下党的联络点和负责人全盘托出，甚至亲自带特务去抓人。江竹筠、李青林、许建业，这些《红岩》里响当当的名字，都是被他出卖的。他因此被军统授予中校军衔，摇身一变成了西南特区专员，专干拿同志的血换自己命的勾当。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冉益智混在人群里假装“幸存者”找到组织，甚至想重新入党，演得跟真的一样。可历史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叛徒。很快，他的底细被查了个底朝天。1951年2月5日，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他死刑。临刑前，这个在审讯室里连刑具都没碰就开口的人，在死刑判决书上写下了最后的要求——“弃尸荒郊，与草木同腐”。 这句话的分量，比他在党旗下发过的誓言还重。他毁掉的不是自己的命，是无数比他硬气百倍的战士。江姐在渣滓洞里受尽酷刑，至死没吐半个字；许建业在狱中用生命保护组织，从容赴死。而冉益智，用自己的恐惧，把别人的信仰碾成了齑粉。他死前要求不留墓、不留碑，正是因为他比谁都清楚，自己根本没脸长眠于任何一寸被烈士鲜血浇灌过的土地之下。 那一年的重庆，歌乐山的风很大。他的骨灰早已不知被吹到了哪里，正如他所愿，与草木同腐，不留痕迹。但这片土地，也从此不会记住他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