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检察人员一脚踹开大门，一个古稀老头正在寡妇床上温存，只见他淡定提起裤子：“再晚一点你们就抓不到我了！”
 
1999年春天，天津塘沽一栋老楼的木门被踹倒时，李国庭正在系鞋带，办案人员冲进来的那一刻，他抬头看了看，说了句“比想象的早两天”手铐扣上时，他手指微微颤了一下，很快稳住了。
 
衣柜底下的三个包里，装着三百多万人民币等值的外币，床底下的帆布包里，还有二十多万现金和一本假护照，他本来打算当天夜里从广州出境，罗湖桥那边的接头人还在等他，可他终究没能穿上那双逃亡的鞋。
 
1981年说起，那年李国庭55岁，被任命为张家口烟厂厂长，吉普车进厂区时天还没亮，他下了车，穿布鞋从车间走到办公楼，凌晨四点的厂区静得可怕，只有他的脚步声，那时的烟厂快倒闭了，工人工资都发不出来。
 
他拿小本子记下机器问题，天亮开会时一条条念出来，车间主任们的脸色都白了，他改革工艺、引进设备、研发新产品，十年后，烟厂年利税从两千万变成了好几个亿，荣誉跟着来了：全国劳模、五一奖章、全国人大代表。
 
他穿布鞋下车间，能叫出三百多号工人的名字，谁家有难，他总从工资里抽几张钱塞过去，有个老工人母亲住院，他塞了五百块，工人哭了，“布衣厂长”的名声就这么传开了，可规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破的。
 
1992年，他66岁，离退休只剩四年，有天晚上算账，算算自己这些年给厂子挣了多少钱，又算算自己实际拿到手多少钱，销售差价、罚款收入、劳务费，一笔笔划到账外，起初几十万，后来几百万，最后到了三千九百万。
 
钱堆在那儿像座金山闪闪发光，他看着，那点不安慢慢被满足感取代，紧俏烟批条成了印钞机“山海关”批发八块，零售十五块，差价他抽两三块，业务员排队送钱，用报纸包好装在手提袋里，直接放到他桌上，他拉开抽屉把钱扫进去，一分钟都不超过。
 
车间里的操作更隐蔽，他让亲信虚报烟叶损耗，把优质烟叶当废料运出厂，一吨进价三千块，记账只算两百块，差价全进了自己口袋，他还提拔了一个叫冯季玲的女会计，送她去北京学会计，回来提拔她当副厂长，她懂账，能把那些说不清的账目做得漂漂亮亮。
 
1995年，厂里有人写匿名信举报他，信到了上级，被压下来了，审计部门来查账，他提前让人把小金库的账本藏到郊区亲戚的地窖里，风头过去再取回来。那几年，他靠这招躲了好几次检查。
 
可1998年底，举报信又来了，信厚厚一叠，详详细细，连小金库账目复印件都有，他一看就知道是内部人干的，苦心经营的堡垒从内部裂开了缝，风声越来越紧，他让冯季玲先走，去香港，机场安检口她回头看了他一眼，眼神很复杂。
 
他没说话只是挥手，知道这一别可能再也见不到了，他自己没有急着走，在河北几个城市之间辗转，有时住小旅馆，有时租民房，直到在天津遇见了王寡妇，王寡妇住对门，丈夫早年工伤去世，独自拉扯孩子。
 
有次她家水管爆了，他帮忙修好，修好后她留他吃饭，炒了两个菜，开了一瓶白酒，后来两人常来往，她给他做饭、洗衣、陪他聊天，夜里他躺在那张吱呀作响的旧床上，抱着比自己小二十多岁的女人。
 
2000年，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宣判：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数罪并罚，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他站着听，背挺得很直，听到“死刑”时眼皮跳了一下，听到“缓期二年”时肩膀微微松了，法官问他是否上诉，他沉默了几秒说不上诉。
 
被法警带出法庭时阳光正好，秋天的阳光明晃晃照在脸上有点刺眼，他眯眼看到法院门口那棵梧桐树，叶子黄了，在风里簌簌响，他想起张家口烟厂门口也有一棵梧桐，是他上任那年亲手栽的，现在应该很高了。
 
李国庭被押走时，烟厂门口围了一大群工人，有人嘘他，有人沉默，那个曾收他五百块钱的老工人当场吐了口唾沫：“那钱脏，我不该要”可二十多年过去，当年烟厂的退休工人们提起李国庭，心情还是很复杂。
 
有人记得凌晨四点穿布鞋的身影，有人记得他叫出自己名字时的温度，有人记得他的“布衣”形象，也有人记得他的判决书，这种矛盾正说明：有的贪官最会拿“劳苦功高”的外衣，把贪婪裹得严严实实。
 
办案人员后来回忆，李国庭被抓后最常念叨的话是“再晚一点就好了”但这只是他最后的妄想。信息来源：中国新闻网——长篇：张家口卷烟厂两巨贪特大腐败案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