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想到？1998年邮电分家后，中国邮政亏179亿成最穷行业，靠租楼续命

提起中国邮政，有人想到的是遍布乡镇的网点，有人想到的是风雨无阻的投递员，可很少有人知道，这家如今稳扎稳打的“国民企业”，曾在20多年前被逼到绝境，亏到连办公场地都要靠出租续命。

1998年，一场影响深远的机构改革席卷中国通信行业，邮电分营正式落地。

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方案，撤销邮电部，邮政与电信正式“分家”，各自独立运营，国家邮政局随之组建，开启了政企合一的艰难征程。

在此之前，邮政一直靠着电信业务的盈利“输血”，过着“以电养邮”的安稳日子，根本不用操心生存问题。

可分家之后，这块最大的“肥肉”被彻底剥离，邮政瞬间失去了主要盈利来源，多年积累的经营隐患被彻底暴露。

分家后的第一年，中国邮政就交出了一份惨不忍睹的成绩单——亏损高达179亿元，这个数字在当时堪称天文，也让邮政一举沦为全国亏损最严重的行业，成了名副其实的“全国最穷行业”。

据央视网援引国家发改委和国家邮政局的信息，这份巨亏的背后，是邮政不得不承担的普遍服务责任，每年仅这一项的亏损就达41.7亿元，其中农村网点亏损占比超六成。

或许有人会疑惑，邮政手握庞大的网点和用户，怎么会亏到这种地步？答案很现实，当时的邮政，早已被时代浪潮和自身局限困住了手脚。

一方面，邮政的运营成本高得惊人。当时每件外地信函的平均运递成本高达1.62元，而资费仅0.8元，每寄一封就亏一笔，在边远地区，单封信函的成本更是飙升到17元，亏损幅度令人咋舌。

更关键的是，邮政承担着义务兵免费邮件、党政机要文件递送等政策性业务，这些业务几乎没有收益，却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另一方面，新兴事物的冲击和市场竞争的加剧，让邮政雪上加霜。

电话、手机、传真的普及，让传统信函业务急剧萎缩，从1996年的79亿件降到1999年的60亿件，年人均函件量不足5件；报刊自办发行的兴起，抢走了邮政的重要收入来源；民营快递悄然崛起，瓜分了特快专递这块高利润蛋糕，而邮政EMS却因服务效率和机制问题，只能眼睁睁看着客户流失。

179亿的亏损，就像一座大山，压得整个邮政行业喘不过气。职工工资发不出，办公经费紧张，许多基层支局的员工，一个月工资只有几百块，有的甚至要自己垫钱订报，完不成任务就只能自己赔钱。

苏北一个乡镇邮政支局，8名职工一个月总工资只有2000多元，人均不足300元，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为了活下去，曾经风光的“邮老大”放下了所有身段，开始了最朴素的求生之路——租房子、租楼房，盘活闲置资产换取资金。无论是城市里的邮政办公楼，还是基层的网点闲置空间，只要能出租，就绝不浪费。

上海邮政率先迈出了这一步，不仅出租闲置场地，还主动将服务处搬进联合大厦这样的商务楼，既方便了客户，也增加了租金收入，一举两得。

这种“以租养业”的模式，成了当时邮政活下去的重要支撑，没有租金的补贴，或许很多基层邮政网点早已关门大吉。

可仅仅靠租楼，根本无法填补179亿的亏损黑洞。为了扭亏为盈，邮政人开始了背水一战。

上海邮政率先推行改革，实行“信报合一”“收投合一”，让投递员既送信又送报，还承担报刊收订任务，收入与指标直接挂钩，有的投递员为了完成任务，整整三个月没有休息，挨家挨户上门征订。

从局领导到基层职工，人人都签下了“生死状”，上交风险抵押金，指标层层分解，每个人都背负着企业生存的压力。284位处级干部、800位区县支局领导，都拿出自己的钱作为抵押，没有退路可言。

基层网点的职工更是拼尽全力，深入学校、企业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推广邮政储蓄卡、代收水电费，不放过任何一个能创收的机会。

那段日子，邮政的艰难远超常人想象。职工们不仅要做好本职的寄递工作，还要推销邮票、挂历，甚至啤酒、月饼，只为多挣一点收入，帮企业渡过难关。

曾经“高枕无忧”的国企职工，如今不得不放下身段，走街串巷跑业务，那种落差和压力，只有他们自己能体会。

很少有企业能像中国邮政这样，在绝境中硬生生杀出一条生路。1998年的179亿亏损，不是终点，而是倒逼改革的起点。

靠着“以租养业”的权宜之计，靠着全体职工的背水一战，靠着不断拓展新业务、优化服务，中国邮政慢慢走出了困境。

如今的中国邮政，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亏到租楼续命的“最穷行业”，而是成为了集寄递、金融、物流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服务商，网点遍布全国每一个角落，哪怕是偏远山村，也能看到邮政绿的身影。

回望那段艰难岁月，我们不得不感慨中国邮政的神奇。它承载着国家的责任，扛住了时代的冲击，在绝境中坚守，在困境中突围。

179亿的亏损，租楼求生的窘迫，都成了它成长路上的勋章，也让我们看到，真正的企业韧性，从来都是在风雨中淬炼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