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5月22日12时，伊阳县公安局接到小店乡党委副书记李世成的电话：“不好啦，小寺村反革命分子王国栋手持斧头将木业组木工申秋喜砍死，将木业组组长申春喜砍成重伤，凶手王国栋现已持斧逃窜，我们正在组织干部群众追赶捉拿，你们赶快来啊！”

公安局的同志一听这消息，赶紧往小寺村赶。说起这个王国栋，在小店乡一带还真是个有名的主。此人四十一岁，小寺村本地人，地主出身，国民党在册党员，早年间在石友三的部队里当过营长。后来石友三因为通日被手下给锄了奸，王国栋一看风向不对，转身就投了日伪，在伪军里头混到了副团长。日本投降以后他更是一点没闲着，又当上了小店乡的乡长兼伊阳县保安团副司令。

等伊阳县解放了，平时在乡里横着走的王国栋心里也明白自己干过什么事儿，卷起铺盖就跑了。一直到1958年1月，他才主动跑到县公安局投案自首，把他那些年在日伪和国民党时期的烂账交代了一遍。按说这种人搁以前够吃枪子的了，可上头考虑到他手上没有直接的血债，决定给他个宽大处理，教育了一个多月就放回乡了，还给安排在木业组干活。一来他有点木工底子，二来也算是给条活路，让他靠劳动改造。

可问题就出在这儿了。木业组里头有个申春喜、申秋喜兄弟俩，都是土改时期积极得很的贫农。这兄弟俩以前参与过捆绑和押送王国栋的弟弟王国范，那个是被公判枪决的反革命分子。所以王国栋一来，这兄弟俩打心眼里就没把他当成改造对象，横竖看他不顺眼，觉得他身上肯定还藏着不少事没交代。干活的时候时不时就追问：“你从哪儿回来的？在外边都干了些什么？”

更要命的是，村子里修房子时在王国栋家旧墙里头扒出了九十五发手枪子弹，可他自首的时候白纸黑字跟政府保证过，家里绝没有留下任何枪支弹药。

民兵队长申国标也是木匠，那天干活累了挨着王国栋坐着，瞧见他把一把木工斧子搁在自己大腿边上，申国标心里突然咯噔一下，说不出来哪儿不对，本能地就起身坐远了。还有村民申清标在二十一号那天还特意嘱咐王国栋：“你老实做活，服从管理，每天早来一点，把地扫扫。”这话搁平常人听来是好心劝慰，当天晚上村支书倒是找王国栋谈了话，可也就是泛泛问了问生活上有什么困难，组织可以帮忙解决之类的套话。

二十二号那天上午，王国栋在火神庙后头干活时，趁着申秋喜埋头做木工活不注意，突然从床上跳起来，举起斧子对着他的脑袋连砍了好几下。二十六岁的申秋喜，就这么一声惨叫都没来得及喊全，当场没了。隔壁房的申春喜听到弟弟的叫声冲过来拦，也被王国栋一斧子砍在头上，腰上又挨了一下，倒在血泊里。杀红了眼的王国栋拎着斧子就往外冲，想去收拾当初分他家地的几家贫农，结果街上群众一看他浑身是血，自发就围了上去。王国栋见去不成了，掉头就往村东跑。

后面的场面倒是有点意思。小寺村村民付庄带着三十多号人在后头追，一路上不断有群众加入，追到车坊村的时候已经有上百号人了。关键时刻，车坊村的基干民兵、转业军人郭则娃提着铁锨挡在了前头。王国栋拿斧子劈过来，郭则娃躲过之后一铁锨拍在他腰上，把人撂倒了。王国栋爬起来又冲，郭则娃不躲不闪，使出当兵练的刺杀功夫，一铁锨把斧头挑飞，又一拍把人打翻在地。这时候后面的群众也追上来了，一拥而上把王国栋按住。可这家伙还在拼命挣扎，两腿乱踢，一连踢倒数人。群众被惹急了，石块棍子一起招呼上去。等公安局的同志赶到时，王国栋已经被打得面目全非，送到卫生所的路上就断了气。

这起案子在小店乡一带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群众埋怨县里太宽大了，该关的不关，把人放回来害了两条人命，还要求把王国栋全家都枪毙，斩草除根。干部们也委屈，互相推诿抱怨。

村支书找王国栋谈话只问生活困难，完全避开了最核心的阶级矛盾。这种表面化的处理方式，在那个年代其实相当普遍，基层干部被各种运动压得喘不过气来，往往只想着应付上面，而忽略了实实在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需要更细致的办法来疏导。

回过头来看王国栋这个人，他确实不是什么良善之辈，投机钻营、见风使舵了一辈子，手上没少沾黑，最终走上行凶杀人的绝路也并不冤枉。可是，如果当初在他和申氏兄弟的矛盾刚刚露出苗头的时候，能有干部真正坐下来，既听申氏兄弟的气愤，也听听王国栋的憋屈，两边搭个桥、说个和，这场悲剧说不定就能避免。阶级斗争的理论本身是分析社会的工具，可一旦被绝对化、简单化地套用到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就成了割断人与人之间理解和沟通的那把斧子。

案子最后，伊阳县开了群众大会，要求大家提高警惕，小店乡把全乡的地主富农都给严密看管了起来，一家贫下中农盯一户。这种办法虽然能防住一时，但却让村子里的气氛更加紧张了。小寺村的群众大会上还批评了部分干部群众“不掌握正确的斗争方式方法，导致矛盾激化”。这话说得倒是没错，可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斗争方式”，在当时那种非黑即白、你死我活的语境下，恐怕谁也说不清楚，也没有人真的去追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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