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台湾共产党员林正亨被枪决，囚车正巧经过他家门前，他猛然站起大声喊：保珠，快出来，我要上刑场了，保珠、保珠。

那天台北的街道没什么不同，卖豆腐的推着车走，几个小孩蹲在墙根弹玻璃珠。谁也没注意那辆囚车，灰扑扑的，像条喘气的铁皮箱子。车里头坐着八个要死的人，林正亨是其中一个。他手上扣着铁铐，身上那件白衬衫早就皱成一团，可眼睛还亮着。车拐进那条窄巷子的时候，他猛地认出自家那扇木门了，门上的春联褪了色，去年过年他亲手贴的。

“保珠！保珠！”他嗓子都劈了，整个人从车厢地板上弹起来，脑袋差点撞到铁皮顶。两个宪兵按他，他肩膀一甩，硬是没被按下去。他看见门帘动了一下，那个身影他闭着眼都认得，他媳妇沈保珠，手里大概正端着淘米盆，愣在门槛上。林正亨笑了，眼泪糊了一脸，声音突然就轻了：“我要走了，你带好孩子。”

保珠没哭。后来邻居说她那天特别怪，站在门口一动不动，像根钉子钉在地上。囚车开过去好一会儿，她才蹲下去，把掉在地上的米一粒一粒捡起来。最小的儿子才三岁，抱着她腿问爸爸去哪了。她说爸爸出远门了，去一个很绿很绿的山上。

林正亨不是本地人，他老家在福建厦门，做茶叶生意的。抗战那会儿他在广西当兵，打了六年日本人，身上留了七处伤。有一回子弹从脖子边上擦过去，再偏一指甲盖就完了。他退伍后本该好好过日子，可他又跑去读书，读着读着就信了共产党。1947年台湾闹起来，他跟着从大陆过来的人搞地下工作，专给山里头的游击队送药品和电池。

有人问他图什么。他写过一封家书，里头说“我为全人类的自由而死，死得其所”。这话写在纸上看挺大，可你要是知道他当时蹲在什么屋子里写的，四面漏风，老鼠跑来跑去，连张像样的桌子都没有，你就觉得这人要么是疯子，要么是真信。

抓他那天下着雨。保密局的人踹开门的时候，他正蹲在地上修一台破收音机，手上全是机油。保珠抱着孩子缩在墙角，他回头看了一眼，说了句“没事”。就两个字。

审判走个过场。法官问他还有什么话说，他说没有。其实他写过一封很长的遗书，交代保珠把大儿子送去念书，说“我儿子不能做睁眼瞎”。他这辈子吃了没文化的亏，总以为认了字就能把世界看清楚。他错了，也对了。

刑场在马场町，那个地方后来盖了好多楼房。枪响之前他喊了一声什么，没人听清。有人说是“台湾”，有人说是“保珠”。其实都一样，他心里那杆秤上，这两样东西一边沉。

几十年后，他大儿子真的念了大学，学的是历史。有一年回老家翻出那封遗书，纸都脆了，一碰掉渣。上头写着：“保珠，我对不起你，但我不后悔。”保珠活到九十多岁，走的时候床头还压着那张发黄的结婚照。她从来没跟孩子们说过爸爸的事，直到老了才说一句：“你爸是个好人，就是太认死理。”

这人啊，有些路明知道走不通，偏要走。你觉得他傻，他觉得你不懂。林正亨那一代人，骨头硬，命薄。囚车路过家门的那声喊，像刀子一样刻在那条巷子里。后来的住户换了一茬又一茬，可每年清明总有人在那墙角放一束花，不知道是谁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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