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中央两劝李立三离婚未果，周总理想了个办法：放弃原国籍。

说起这事，得先回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莫斯科街头。那时李立三刚到苏联不久，因为“立三路线”的问题被派过去“学习和检查”，说白了就是受了处分，心里说不憋屈那是假的。但他这人有个特点，认错特别痛快，反省特别彻底，身上那股子知错能改的坦荡劲儿，反而让共产国际里的不少同志对他刮目相看。

1933年初秋，他去朋友杨松家做客，认识了一位叫叶丽萨维塔的俄罗斯姑娘。这姑娘比他小十五岁，长得清秀，性格活泼。她一开始只知道眼前这位中国同志叫“李明”，后来才晓得他就是那位在中国工人运动中叱咤风云的李立三。打那以后，两个人走得越来越近，李立三给她取了个中国名字叫“李莎”。到了1936年，两人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招待所办了婚礼，简简单单的，几个朋友凑在一起吃了顿饭。

可好日子没过多久。1938年2月，苏联搞“大清洗”，李立三被人诬告，大半夜被闯进门的军警抓走了。李莎所在的学校领导找她谈话，劝她赶紧跟这个“有问题”的丈夫划清界限。她没说一句多余的话，掏出团证往桌上一放，转身就走了。为了打听到丈夫关在哪里，她几乎跑遍了莫斯科所有的监狱，在大雪天里一家一家地问。后来她自己每月只有250卢布的奖学金，硬是省出50卢布买吃的送进监狱。

这段经历持续了将近一年半。直到1939年秋天，周恩来因治疗臂伤到了莫斯科，听说李立三还在监狱里，就出面跟苏方交涉。几个月后，李立三总算被放出来了。之后好几年，他的处境一直没多大改善，只能在莫斯科待着，靠李莎的奖学金和救济金维持生活。李莎的奖学金被分成三份：一份给她母亲，一份留给自己，一份给丈夫。

1946年，李立三终于拿到了回国许可。回到哈尔滨后，他马上给李莎写信，让她带着孩子过来。李莎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但真要办手续的时候才发现，离开苏联意味着得放弃苏联国籍。她母亲哭着求她别走，父亲气得差点跟她断绝关系。

到了中国之后，李莎一边在东欧语系教俄语，一边学汉语，一边照顾一家老小。日子虽然清苦，但总算安顿下来了。李立三当上了劳动部部长，工作忙得脚不沾地。开国大典那天，他就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离毛主席只隔了一个人。

转过弯来就到了五十年代末。中苏两党开始翻脸了，关系越来越冷。到了1960年，苏联把所有专家都撤走了。这时候李立三的麻烦就来了，你一个堂堂的劳动部部长，老婆竟然是苏联籍，这搁谁谁不觉得是个事儿？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就有人专门找李立三谈话，说他老婆苏联籍这个身份容易惹麻烦，建议他离婚表个态。李立三当场就顶回去了，，说1938年我在苏联坐牢，她没跑，现在我更不能把她扔了。到了1962年，中央又正式找李立三谈话，再次提出离婚的事。

李立三这回是真急了。10月14日那天，他写了一份足足四千字的长信，直接寄给了周恩来。信里他说得特别实在：我和李莎结婚26年了，政治上始终是一致的，她来中国也16年了，思想进步很大，对党对人民都非常热爱。

周恩来收到信之后，没有简单地上传下达，而是亲自找李立三深谈了一次。聊来聊去，周总理说了一句特别有智慧的话：如果实在不想分开，就让她放弃苏联国籍，加入中国国籍。周恩来这个人，历来做事讲究方式方法，遇到问题不是硬碰硬，而是找一条最体面、最周全的路子，既能对上交代，又不让人为难。

李立三听了这个建议，回家跟李莎商量。李莎一开始确实犹豫过，放弃自己的祖国，断了回家的路，换谁不难受？但她最终还是点了头。1964年，她正式提交了加入中国国籍的申请。周恩来亲自在申请书上签了字，只批了两个字：同意。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有几层意思值得琢磨。第一，李立三这个人，论错误确实犯过，“立三路线”给革命事业带来过不小的损失。但话得分两头说，他首先建议中央搞南昌起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功劳也不小。而且他认错的态度特别诚恳。第二，周恩来这个办法表面上是解决了一个人的婚姻难题，实际上反映了他处理复杂问题的一贯风格，不硬扛，不走极端，而是找一个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折中点。

第三，也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点，这桩婚姻之所以能走到最后，靠的不是李立三的地位，也不是李莎的算计，而是两个人都没把对方当成包袱。李莎在最难的时候没跑，李立三在最顺的时候也没换人。说实话，这种相互兜底的关系，放在哪个年代都稀罕。

可惜的是好景不长。1966年“文革”爆发后，李立三被扣上了“苏修特务头子”的帽子，李莎也受到牵连。1967年6月，李立三在批斗会后服下大量安眠药离世，临终前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没写完的信。李莎随后被关进秦城监狱，一关就是八年。直到1975年，她才走出监狱，继续在北外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2015年，这位经历了世纪风霜的老人以101岁高龄安然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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