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袁隆平到北京出差时，特意去看了身体欠佳的华国锋，当时华国锋不太愿见客，但得知来访的是袁隆平，他立马亲自将他迎进家里。

两个人一见面两只手就紧紧握在了一起。华国锋那会儿身体是真不怎么好，医生早几年就让他住院，他嫌占着床位浪费医疗资源，硬是不肯。有十六大代表去探望过他，回来跟人说起，华国锋家里清清爽爽，墙上挂着自己的书法，柜子是旧家具，用到实在不行了才向管理部门申请换，一点排场没有。就这样的一个人，平时不见客、不接受打扰，可一听说袁隆平来了，放下手里剪刀就往外走，老伴儿在一旁搀着，颤颤巍巍的，脸上却全是笑。袁隆平也是满头白发了，皮肤晒得古铜色，脸上斑斑点点，一看就是常年在田里泡着的人。两个老人往那一站，眼眶都湿了。

搁外人看，一个曾经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一个是“杂交水稻之父”，好像隔着不小的距离。可在他们自己心里，什么头衔都不重要，这是“战友”。这层友谊，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开始、用几十年时间一点点攒下来的。

说实话，杂交水稻能搞成，袁隆平自个儿的天分和咬牙硬扛的精神当然摆在头里。但我看这段历史，总觉得光靠科学家自己折腾，在那个年代，想从实验室走到田里、再走到全国，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袁隆平那会儿被分配到安江农校当老师，业余时间在地里搞育种，白天上课晚上蹲田埂，一蹲就是好几年。论文是写出来了，发表在《科学通报》上，国家科委也认可了，可“文革”一来，什么都乱了。造反派冲进试验田，六十多盆实验苗全砸了。要不是国家科委早年那封公函起了保护作用，袁隆平的研究在那十年里根本没法往下走。聂荣臻元帅帮过他，赵石英帮过他，但真正在关键节点上拍板、把科研种子推到全国各地去的人，是华国锋。

1970年在常德，华国锋主持全省农业学大寨科技经验交流会，点名让袁隆平上台发言。袁隆平那时候科研进展不顺，不好意思上台，觉得自己成绩还没做出来。华国锋不管，硬把他请到主席台上坐着。袁隆平在会上老老实实讲了杂交水稻的进展情况，也讲了困难有多大。华国锋听完，对他说了一句话：“周总理经常过问杂交水稻的事，希望你能继续研究下去，尽快把它搞成功。”这话分量极重。

1975年就更直接了。湖南农科院副院长陈洪新给国务院写了四页纸的汇报信，华国锋当时已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听了当面汇报后当场拍板：中央拿出150万元支持杂交水稻推广，其中120万给湖南作为调出种子的补偿；同时农业部立即在广州召开南方十三省杂交水稻生产会议，部署推广。150万在今天听着不算什么，但搁七十年代，“万元户”都稀罕得跟什么似的，150万那是天文数字。这笔钱下去，杂交水稻才真正从试验田里走了出来，变成大地上一茬接一茬的收成。

很多文章写到这里，就变成了一句口号式的“没有华老的支持就没有杂交水稻”。我觉得这话说得对，但说得太轻巧了。华国锋支持袁隆平，不是那种“看谁顺眼就给谁批钱”。他在湖南干了几十年基层工作，搞过韶山灌区，修过洞庭湖排涝工程，对农民“吃不饱”这三个字的沉重程度，有切身的体会。他手里有权的时候，这笔钱不是批给一个人的，是批给一种可能性的，一种让一亩地多打几百斤粮食的可能性。从基层调研中积累起来的对粮食的焦灼感，最后转化成了一份红头文件。

袁隆平是个念旧情的人。2004年他当选“感动中国”人物，华国锋在家里看了电视，专门让秘书打电话过来，让他注意身体。袁隆平嘴上答应着，转身又下田了。2006年这次见面，两人聊了很多旧事。袁隆平半开玩笑说了一句：“没有华老支持，就没有杂交水稻的今日。”华国锋摆摆手，说全国人民得感谢你。推让之间，都是实在人说的话。临走的时候，华国锋提笔写了八个字，他的颜体写得浑厚有力:“隆平同志：贵在创新”，签了日期。袁隆平把这幅字带回家，装裱好了放在写字台上，每天一抬头就能看见。2008年华国锋去世后，袁隆平写下“华国锋同志：我们永远怀念您”。这十一个字里没有煽情的词，就是一个老人对另一个老人的告别。同年4月，华国锋还在病中为《袁隆平口述自传》写了序言，说“我与袁隆平同志相识，已经快40年了。我们相识的媒介，就是他的杂交水稻研究。如今，他已经是全中国和全世界闻名的科学家了，而我却垂垂老矣！”这大概是他在正规出版物中留下的最后一段文字，写完之后不到四个月就走了。

说句实在话，我不觉得这段友谊有什么特别复杂的地方。它就是两个目标一致的人，在各自的位置上做了自己该做的事，然后互相记了对方一辈子。华国锋退下来之后，除了每年两次去纪念堂看毛主席，几乎不出门。有人来探望，能挡就挡。但袁隆平一来，他不挡了。他挡的是什么？是那种“离休领导跟前凑热闹”的应酬。而袁隆平带来的是什么？是一个从湖南田埂上走出来的人，一个跟他们当年一起扛过粮食短缺困局的人。华国锋迎出去的那一刻，他心里大概只有一个念头：这不是客人，这是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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