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号那事儿，相信不少人刷到了——北大教授乔晓春急眼了，公开说印度用英文教材胜过中国，还怒叱网友断章取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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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4月，北京大学一位退休教授的言论，在舆论场投下了一枚“深水炸弹”。

人口学家乔晓春在谈及高等教育时直言，中国大学在教学上“连印度、孟加拉都比不过”，核心论据简洁到令人错愕：因为这两个南亚国家使用英文教材，故而“走的路是正的”。

此言一出，瞬间点燃了公众的情绪。

一场关于教材语言与教育优劣的激烈辩论，迅速超越了学术圈，演变为对教育评价标准、文化自信乃至后殖民时代学术话语权的全民思考。

这场风波所折射的，远非简单的“崇洋”与“爱国”之争，而是深刻触及了我们应如何理性审视自身、如何定义“一流教育”的根本命题。

乔晓春教授的观点，建立在一个看似直接的因果链条上：国际主流学术语言是英语 → 使用英文教材能直接对接前沿思想与方法 → 因此，采用英文教材的印度、孟加拉高等教育，尽管目前整体落后，但其“方法、思路、原则是对的”，代表“正路”。

反之，以中文教材为主的中国高等教育，则在此关键环节落后，与国际“接不上轨”。

为佐证，他还分享了个人体验：在国际学术场合常感“听不懂”，并对比称美国孩童可侃侃而谈卫星原理，而中国博士生却可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这套论述将复杂的教育质量评估，极端简化为对教材语言的单一崇拜，其内在逻辑的脆弱性，在详实的数据与事实面前暴露无遗。

首先，被奉为“正路”典范的印度与孟加拉高等教育，其现实图景与“先进”想象相去甚远。

印度广泛使用英语教学，确是殖民遗产，但也是社会分化的标志。

仅约10%的人口能熟练使用英语，它事实上构筑了精英与大众间的知识壁垒。

印度高等教育饱受诟病：TeamLease EdTech报告显示，约75%的高校课程与行业需求严重脱节，毕业生失业率居高不下，2023年20-29岁失业青年中大学生占比高达67%。

阿齐姆·普莱姆基大学的报告进一步揭示了“高入学率、低完成率”、“学术与产业脱节”、“基础设施落后”等系统性问题。

印度政府也在2020年推出新国家教育政策，致力于“认知去殖民化”，大力推广本土语言教学和“印度知识体系”，这本身就是对单一英语崇拜的反思与纠正。

孟加拉国情况类似，虽属英联邦，但其高校在全球排名中普遍位于千名开外，教育资源紧张，政局动荡时常冲击学术研究。

将这两个面临严峻挑战的教育体系，仅因其使用英文教材就认定为走在“正路”上，无疑是对其复杂困境的选择性失明，也误解了“语言工具”与“教育成效”间的因果关系。

反观中国高等教育，其发展轨迹与成就有目共睹。

在2025年各大权威世界大学排名中，中国高校表现亮眼：软科排名有13所内地高校进入世界百强，总数222所上榜位居全球第一；QS排名中5所进入前100，泰晤士排名中7所进入前100。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顶尖学府稳居全球前三十甚至前二十。

这些排名的评价维度涵盖教学、科研、论文引用、产业合作、国际视野等，是综合实力的体现。

更重要的是，依托中文教学科研体系，中国培养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工程师和科研队伍，支撑了从北斗导航、嫦娥探月到5G通信、高铁网络等一系列重大科技突破。

中国并非排斥英语，教育部早在2001年就推动双语教学，目前绝大多数高校均已开展，只是更强调“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渐进式国际化，而非全盘英语化。

这场争议的核心谬误，在于将“语言”从“教育工具”错误地提升为“教育目的”本身，陷入了“语言决定论”的误区。

教育的核心在于传承与创造知识、培养批判性思维与解决问题能力、塑造健全人格。

语言，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本质是承载和交换这些内容的媒介。

德国、日本、法国、俄罗斯等非英语国家，均以其民族语言为教学主体，同样孕育了无数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学者与诺奖得主，并形成了各具特色、富有活力的学术共同体。

他们的成功证明，学术卓越的关键在于自由探究的学风、充足的资源投入、严谨的质量控制以及对本土与全球议题的深刻关切，而非教材的印刷语言。

乔晓春教授的观点，或许部分反映了当前中国学术界在某些领域仍存在的“唯英文论”焦虑，即在国际发表、学术评价体系上对SSCI、SCI等英文索引的过度依赖。

这种焦虑可能异化为对英文形式的盲目崇拜，却忽略了对真问题、真学问的深耕。

真正的一流学术，在于能否提出并解决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能否产出原创性的思想，能否服务并引领社会发展。


信源：北大教授急眼了！认为印度用英文教材胜过中国，怒叱网友断章取义 —— 搜狐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