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8月，在长征途中，一红军干事在筹粮时被土司武装抓走。当萧华前去谈判时，土司放话说：“留下他，我卖给你们粮食，不同意就打一仗！”

那时候的红军，最怕的不是敌人的子弹，而是肚子。

人饿到了极点，看东西是重影的。

红二师的官兵们，鞋底磨穿了，脚底板踩在碎石子路上像踩在刀尖上。

队伍里最金贵的东西不是枪，是一把青稞。

很多连队，锅里的清水煮了三天野菜，连一粒米星子都见不着。

这就是长征途中最要命的一段。

前有雪山，后有追兵。

红军总政治部下了死命令，无论多饿，只要是藏民的东西，动一根针都得给钱，实在买不到，也得打借条，绝不许抢。

道理谁都懂，可肚子不听话。

有个连队在山坳里撞见一群没人看的牦牛。

那可是肉啊，几百号人眼巴巴地看着。

师长陈光来了，把脸板得像块铁，只说了一句话：“谁敢动牛的一根毛，军法处置。”

兵们饿得前胸贴后背，还得割草喂牛。

过了两天，牛主人来了，红军把牛还回去。

藏民看着这群拿着枪的“叫花子”，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还有更揪心的。

部队路过一片玉米地，棒子熟得冒香。

战士们围着地边转，炊事班长急了，说哪怕给点叶子也行啊。

上级特批，只准摘叶子。

于是，一大锅绿油油的玉米叶下锅煮，苦得能把人胆汁都吐出来。

正煮着，地里钻出来一个藏族老阿妈。

她揭开锅盖，看了一眼，啥也没说，扭头回了家。

没一会儿，她端来一大盆热气腾腾的煮玉米，硬塞给战士们。

司务长数出三块大洋递过去，老阿妈接了钱，眼泪却吧嗒吧嗒往下掉。

这就是当时的局面。

硬的一手，是对付国民党的，软的一手，是对待老百姓的，两边都不能出错。

也就是这个时候，红二师出了人事变动。

刘亚楼调走了，年轻的萧华接替政委职务。

小伙子才十九岁，肩上担子重得能把腰压断。

新官上任，按理说该吃顿好的，可那顿“接风宴”，简直就是笑话。

陈光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小块风干牛肉，四两重，黑得像炭。

警卫员把它扔进野菜汤里煮，煮了半天，那肉还是硬邦邦的，咬不动。

俩人就这么喝着寡淡的汤，嚼着像树皮一样的肉干。

这已经是当时能拿出的最高规格了。

汤刚喝完，坏事就来了。

出去搞粮食的筹粮队，在卓克基一带挨了土司武装的闷棍。

七个人当场被打死，还有一个叫周书良的青年干事，被抓走了。

周书良是个文化人，二十三岁，写得一手好字，脑子活泛。

他被押进土司官寨的时候，心里早就凉透了。

之前被抓的红军战士，落到这帮人手里，不是被砍了手脚，就是被挖了眼珠，死状极惨。

周书良心想，这次肯定是要被剥皮实草了。

萧华坐不住了。

这不仅是救人，更是救粮。

没有粮，后面的兄弟部队全得困死在这儿，他带着人去了土司官寨谈判。

土司泽旺朗吉，穿着狐皮大衣，腰里别着镶银的盒子炮，看着挺客气，说的话却比刀子还狠。

他盯着萧华，慢悠悠地说：“我看那个周干事不错，识文断字，是个材料。”

萧华以为要杀人，手按在枪套上，指节都捏白了。

没想到土司开了个价：“这样吧，这人你们别带走了，把他留给我，人留下了，我卖给你们粮食，人不留，那就发一仗。”

这哪是谈判，这是往死里逼。

打？这一仗打赢了，粮食也抢不到了，还会把当地所有的土司全推到敌人那边去，后面的路更难走。

不打？那是把周书良往火坑里推。

消息传回师部，所有人都沉默了。

萧华再次见到周书良时，是在官寨阴冷潮湿的地牢里。

周书良浑身是伤，但眼神还亮。

萧华才十九岁，周书良二十三岁，两个年轻人面对面站着。

萧华张了几次嘴，他知道留下意味着什么，那是羊入虎口，九死一生。

周书良听完，先是愣了很久，随后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他说：“萧政委，别为难了，我知道，咱们现在缺的是粮食，不是人，为了大伙儿能走出去，我留在这儿。”

那一刻，萧华没忍住，眼泪唰地就下来了。

他把周书良紧紧抱住，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书良，你是一颗红色的种子，留在这儿，扎下根来，等革命胜利了，不管多少年，不管多远，我一定带人来接你。”

周书良推开萧华，站得笔直，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他的手在抖，但军礼敬得稳如泰山。

第二天，周书良被带走了，萧华一直把他送到草甸子的边上。

周书良一步三回头，最后消失在那个土司寨子的阴影里。

说来也怪，周书良留下的当天，土司真的派人送来了粮食。

几千斤青稞，还有几头牛。

这对于断粮的红二师来说，简直是救命稻草。

靠着这批粮，部队撑过了最艰难的沼泽地带。

至于周书良，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有人说他在后来的土司内斗中被杀了，尸骨无存。

也有人说他被软禁了几十年，头发白了都没能逃出来，但没有人知道真相。

那一年的红军，把纪律看得比命重，把战友看得比天大。

他们用最笨的办法，走完了最苦的路。

主要信源：（人民政协网——长征途中的贵州统战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