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一游击队长妻女被日寇抓走，他索性绑了敌人的妻子准备换人，游击队长觉得罪不及家属，就好生招待敌人妻子，不料，交换时发现自己的女儿被日寇活生生刺死，他顿时暴怒，发誓血债血偿！
城门打开那一刻，甄凤山没有等来完整的一家团圆。妻子王均活着出来了，身上却带着刑伤；孩子的消息传来时，他整个人像被钉在原地。
一个在敌后打惯了硬仗的人，也会在那一瞬间红了眼。因为这不是战场上的刀枪相见，而是敌人把手伸向了妇孺。

甄凤山的故事，不能只从“报仇”两个字看。它的底色，是1937年后冀中平原的生死局面。
七七事变后，华北大片地区陷入战火。1937年9月22日，日军占领定县县城，定县也就是今天河北定州一带。
城被占了，路被封了，老百姓的日子一下变了天。当时的甄凤山手里没有像样的队伍，他拉起二十多人，先组织自卫队，枪从哪里来？
不是上头成车送来的，而是靠找、靠夺、靠一场场冒险。后来他们从城北树林里挖出二十九军撤退时埋下的三十支枪，这才算有了点家底。
冀中平原不像大山，藏身不容易。村庄、道路、铁路、据点都连在一起，敌人骑兵、汽车一出动，压力马上压到眼前。
可也正因为这样，小股游击队只要熟悉地形、有人掩护，就能像一根刺扎进敌人的交通线上。甄凤山的第五大队，后来就是这样一点点打出名声。
1937年12月，甄凤山带人伏击去水磨屯一带活动的日军，打死打伤二十余人，缴获长短枪十二支。对装备简陋的地方武装来说，这一仗很要紧。
它让附近百姓看见，敌人不是铜墙铁壁，只要有人敢站出来，平原上也能打出路。1938年11月，甄凤山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三分区第一游击队第五大队大队长。
可职位听起来响亮，手里的东西却寒酸：二十多人，两支手枪。甄凤山没有等装备，他带头去夺。
定县城门口那次，他假装修自行车，趁日军哨兵靠近，拔枪逼对方交出三八枪和子弹。这类行动看着像胆大，实际上靠的是细心。
城门有几个人，哨兵离多远，周围有没有援兵，退路怎么走，任何一步错了都可能回不来。甄凤山敢做，是因为他知道队伍要活下去，枪必须从敌人手里拿。
后来第五大队多次化装进城夺枪，敌人被折腾得坐立不安。更阴的办法也来了。
敌人派女特务混入队伍，又收买第五大队战士杜长春下毒。一次面条被端上来，甄凤山因为接待客人没吃，司务长把凉面条喂狗，狗很快死了。
后来搜出毒药，杜长春的叛变才败露。敌人越是抓不到甄凤山，就越想从他身边撕开口子。
王均被关进城里后，遭受酷刑。记载中说，敌人对她施以多种折磨，还把她关进四尺来高、二尺半宽的木囚笼。
可她没有供出队伍，也没有写信求丈夫低头。她托人传出的信，意思很明白：不要惦记她，要继续在城外打敌人。
第五大队得知王均被抓后，愤怒可想而知，但甄凤山没有把怒火撒向无辜者，他们进城抓出伪公安局长的妻子李秀玲等人，送到根据地看管教育。李秀玲在根据地待了一年半，并没有受到虐待，甄凤山分得清，敌人可以没底线，抗日队伍不能没有规矩。
关于幼女二乔的遇害，有“被日军用刺刀杀害”的说法。这就解释了甄凤山为什么把这笔血债记得那么深。
对他来说，那不只是一个战士面对侵略者的仇，更是父亲面对孩子惨死时的痛。可甄凤山之后做的事，并不是失去理智地乱杀乱打。
他仍然打据点、除汉奸、破交通线，目标很清楚。1939年5月25日，他派侦察班化装入定县城，活捉汉奸特务三十四名，又在撤退途中诱敌追击，反手把追兵打乱。
这是报仇，也是打仗。同年12月，他奉命在八里店一带阻击日军增援。
队伍和民兵连夜挖陷坑、埋地雷，第二天大雪正好盖住痕迹。日军坦克和汽车进入伏击区后，地雷接连爆炸，日军被打得狼狈退回城里。
这一仗，打出了平原地雷战和群众配合的威力。到了1943年，第五大队改为铁道支队，甄凤山任支队长，任务转向破坏敌人交通线、炸火车、割电线、开展地雷战。
1945年6月，甄凤山又带人配合炸毁唐河大桥，切断敌人交通。队伍从二十多人发展到能打、能藏、能破袭的地方武装，靠的不是一股蛮劲。
抗战期间，这支队伍经历大小战斗一百二十余次，缴获枪支，摧毁炮楼，炸毁桥梁和火车头，配合了冀中地区的反“扫荡”、反封锁斗争。甄凤山后来被授予抗日战斗英雄称号。
1947年，他还参加了解放定县县城的战斗。再回头看王均和二乔那段遭遇，最让人沉默的地方，不只是敌人的残忍，而是甄凤山一家在苦难面前的不同选择。
王均被折磨，却不出卖队伍；甄凤山痛失孩子，却仍守住对无辜家属的底线；第五大队有仇必报，但报的是侵略者和帮凶的仇。
一个普通家庭被战争撕碎，一个地方队伍从几支枪打到敌后成名，里面有血、有泪，也有规矩和信念。侵略者的残暴不能被淡化，抗日者的牺牲也不能被写成轻飘飘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