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战役打赢了三次，为什么第四次却失败了？道理很简单，前三次长沙战役中，日军兵力大多保持在6万到8万人左右，薛岳率领的第9战区拥有约40万精锐部队，基本能应对得住。

1939年9月，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集结约10万兵力，从湘北、赣北、鄂南三路南下，目标直指长沙。

薛岳当时担任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他判断日军意图后，决定采用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方针。部队在新墙河一线先做迟滞抵抗，然后逐步向汨罗江方向后撤。

日军推进过程中补给线拉长，遭遇层层阻击，兵力不断消耗。9月下旬，日军前锋逼近长沙外围，薛岳命令预置在宁乡和浏阳方向的第37军、第52军等部从侧翼发动反击，同时正面守军发起反攻。

冈村宁次看到部队陷入困境，补给困难，于10月6日下令全线撤退，退回新墙河以北。

薛岳指挥的这次行动让日军伤亡超过两万，中国军队也付出代价，但成功保住了长沙。这是武汉会战后中国军队的一次重要反击，验证了薛岳提出的机动防御思路。

那套思路后来被叫做天炉战法，核心是利用湖南的丘陵河网，像炉子一样把深入的日军围在中间慢慢消耗。

薛岳在指挥部里反复看地图，考虑地形和兵力配置，他心里清楚，单纯死守阵地容易被日军突破，只有诱敌深入再合围才能发挥优势。胜利消息传到重庆，军事委员会发来嘉奖电报，薛岳的名声开始在外传播。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香港等地进展顺利，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想趁势再攻长沙，集结约12万兵力于12月24日发动进攻。

薛岳仍坚持天炉战法，命令前沿部队在新墙河和汨罗江一线节节抵抗，把日军主力引向长沙近郊。城内由第10军军长李玉堂负责防守，李玉堂率部立下誓言，要与长沙共存亡。

1942年1月1日，日军先头部队到达长沙城郊，阿南惟几以为胜券在握。薛岳这时下令外围第78军、第37军、第79军等部从宁乡、浏阳、平江方向同时反击，切断日军补给线。

阿南惟几发现后路受威胁，于1月4日被迫下令撤退。中国军队展开追击，到1月15日，日军退回出发阵地，伤亡数万人。

这次胜利正好和盟军在其他地方的失利形成对比，英美报纸报道了长沙大捷，薛岳的名字一时广为人知。蒋介石批准授予薛岳青天白日勋章，全军通令嘉奖。

薛岳在战后总结时，觉得部队配合还算默契，但也看到一些协调上的问题。他继续抓紧训练第九战区部队，参谋长吴逸志在战术策划上帮了不少忙，两人商量如何进一步完善防御部署。

吴逸志后来因为一封涉及国际事务的信件，没有按正常程序上报，被重庆方面撤职，调离第九战区。

这件事发生在第三次会战胜利后不久，薛岳心里有些不满，但表面上只能接受新参谋长赵子立到任。赵子立到来后，薛岳和他开会时总觉得对方眼神里有别的意味，指挥上的默契不如以前。

到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接连失利，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了规模更大的“一号作战”。湘北方向由横山勇指挥的第11军投入四十多万兵力，5月下旬开始向南推进。

这次日军兵力远超前三次，薛岳手里的可用部队因为各种调动，实际能直接指挥的减少了许多。

重庆方面直接下达作战指导，指定某些部队的部署位置，甚至把薛岳最熟悉的第四军主要放在长沙城区和岳麓山一带。

薛岳看到命令后，觉得这和天炉战法需要的机动外线包抄有冲突，他连夜发电报请求调整，把第十八军调到宁乡，第十军一部放到合适位置做后备，但回复只同意有限调动。

5月26日，日军发动进攻，外线一些部队抵抗后很快丢失阵地，浏阳和宁乡方向进展不顺。长沙城内，第四军军长张德能按照之前安排重点守城区，岳麓山只放一个师。

日军集中力量猛攻岳麓山，山上守军工事不足，很快阵地动摇。张德能临时抽调部队过江增援，渡江时指挥混乱，部分士兵误以为是撤退，队伍散开，船只也出问题。

岳麓山失守后，长沙城区失去炮火掩护，成为暴露目标。第四军残部苦战几天后突围，长沙于6月18日陷落。

薛岳把指挥部撤到耒阳，想重新组织力量，但各部协调出现困难。

后续衡阳方向的战斗由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率约1.7万人坚守，从6月23日开始面对日军十多万兵力，连续击退几次总攻，守了47天。

方先觉多次发电请求援军，第62军、第79军等部虽奉命前进，但受阻援日军拦截，加上指挥协调问题，始终未能有效解围。

8月8日，衡阳守军弹尽粮绝，方先觉率残部投降，后辗转返回重庆。整个过程里，薛岳实际被架空，重庆直接遥控部分调动。

这些会战前后，薛岳从指挥得力到逐步受限，部队从能灵活机动到受多方制约，前因是日军战略调整和兵力增加，后果是长沙和衡阳相继失守，影响了西南大后方的稳定。

战场上的胜败往往不只看兵力多少，还牵涉指挥体系的运转。历史记载显示，豫湘桂战役整体让中国军队付出沉重代价，但也牵制了日军大量力量，为后来反攻积累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