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7月14日，辽宁省铁岭市柴河沿村附近的102国道旁，发生了新中国公安史上最惨烈的一次警匪枪战。
一方是手持全自动步枪、子弹打到机枪都压不住的两名悍匪，另一方是拿着杂牌手枪的铁岭公安。
这场被称为“柴河沿战役”的战斗，最终付出的代价极为惨烈。

辽阳市东京陵公社新城大队，有个叫凌国梁的年轻人，在大队当民兵军械员。这人性情冷漠偏执，家境贫寒，母亲早逝，父亲和哥哥又相继离世，凌国梁从小一个人挣扎着活下来。
他的生活中唯一的热忱，就是对枪械的痴迷，在大队组织的打猎和射击训练中，凌国梁极有天赋，成了远近闻名的“神枪手”，大队让他管枪，本是看中了他的业务能力，谁也没有料到，这恰恰把他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1979年夏天，辽阳化工厂来公社招工，这在当时可是一次难得的进城“吃公粮”的机会，但录取名单出来后，凌国梁、曾在部队当过校枪员的徐忠正以及女社员王敏三人落了榜。
三人认定是大队干部在背后捣鬼，故意压下了他们的名额。在几次激烈争吵之后，凌国梁越想越偏激，一番商量之下，三人决定铤而走险，用武力报复大队干部来“出出气”。

7月13日夜里，凌国梁利用看守枪械之便，打开民兵连的枪库，从里面拿出了多支全自动步枪以及超过1500发子弹。
他们还强迫村里一位名叫穆春林的年轻司机开解放牌卡车送他们去寻仇。穆春林胆小不敢去，两名丧失理智的悍匪竟然当场开枪将他打死，然后将其尸体与部分枪弹埋在了苞米地中。
枪声一响，立刻惊动了附近的民兵，三人原本周密、残忍的报复计划彻底乱了套。
慌乱之下，他们仓皇驾车朝铁岭方向逃窜。

铁岭警方在接到省公安厅通报时，是7月14日清晨5点多。
警方迅速在交通要道设卡拦截。民警分成五个追捕组，在各个要道搜捕拦截，但当时的硬伤在于装备上的巨大代差：警方手里拿着的多是“万国牌”杂牌手枪，甚至还配有在二战时期就老掉牙的“王八盒子”，有些手枪老化到子弹打出去都不走直线，而面对他们的凌国梁和徐忠正，一个是民间神枪手，一个是部队校枪员，端着的却是杀伤力极强的全自动步枪，携带的弹药量甚至能支撑一场小型阻击战。
当日上午9点多，追捕组在铁岭县平顶堡公社地运所大队发现了三人的踪迹。
一位供销社营业员反映，大约20分钟前，有两男一女刚来这里买过饼干和木梳。警方顺着线索追查，很快在公路边发现了那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高个子女嫌疑人王敏。此时的王敏已经被外面的追击声势吓得精神接近崩溃，而另外两个亡命徒，早就潜藏在100米外公路东侧茂密的槐树丛中，一边窥探着公路上的情况，一边将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警察。

当警察正将王敏塞进警车里的那一刻，凌国梁和徐忠正突然从树丛中站起身来疯狂扫射，最惨烈的遭遇战就此打响。
地区公安局四处副处长朱德俊走在最前面搜寻，当即被击中，这位老公安在中弹身负重伤后依然拔出手枪卧地还击，但瞬间又被更密集的子弹击中头部壮烈牺牲。
政治处副主任徐金发，在发现敌情的第一时间没有隐蔽，而是选择招呼战友卧倒，自己在大雨中举枪还击，最终被歹徒扫射过来的子弹击中腹部，浑身血肉模糊。
为了让警察们无法抬头，歹徒的弹道几乎是压着路面横扫，现场公安人员的头皮几乎都在同一高度感受死亡。
警犬驯导员李长华匍匐着朝前方运送手榴弹，在他挺身投弹的一刹那，头部中弹，倒在了血泊中；信访接待员尚琦，这位刚刚复员不到一年的老兵，为了压制对方火力掩护战友，在探身掷弹的瞬间也被罪恶的子弹击中头部当场身亡。
更加令人心碎的是，铁岭地区法院的法警单兴忠，当天正带着爱人准备去沈阳看病，途中听说发生了枪战，出于职业本能的使命感让妻子先行回家，自己只身去增援。他拿着那把破旧的“王八盒子”摸到前线，刚打了一枪就卡壳，在他转身查看枪械的瞬间，歹徒的子弹无情地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

那是何等惨烈的一天。
几名悍匪凭借着手扶拖拉机作掩体，利用高低差的地形，死死压制住了公安干警的火力。战场上虽然调来了手榴弹，但面对瓢泼似的速射弹雨，形势依然极度被动。在那个狭路相逢的路口，歹徒不光有着子弹数量的优势，更有着射击水平的碾压——每一发子弹都像长了眼睛。
眼看公安人手中的老“家伙们”确实压不住两头困兽，为了避免更大的伤亡，经过上级同意，现场指挥部不得不请求调动坦克增援。
到了下午，在警方猛烈的火力反击下，子弹几乎打光的凌国梁和徐忠正企图跳出树丛逃命，被乱枪击毙。

战斗虽然结束了，但这场惨案带来的震撼远未消散。
当时的官方公报表述是：战斗中5名人民警察和1名法警壮烈牺牲，而造就这一惨状的导火索，仅仅是一场说不清道不明的招工矛盾，在人性的扭曲和极端情绪的催化下，最终演变成了一场惊动中国高层的武装对抗。
此案也成为了我国警用装备革新换代的重要转折点。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在铁岭龙首山的革命烈士陵园里，6位英烈静静长眠，我们回望这起案件，依然会为当时警察们拿着“烧火棍”去硬抗冲锋枪的悲壮感到无比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