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王效贤和中国代表团从日本访问归国不久，便收到了一本相册，里面贴满了照片 —— 全是 1954 年新中国首个访日代表团在日本的身影。这本相册是一位素不相识的日本工人寄来的，里面藏着跨越山海的善意，还有那段不为人知的破冰之旅。

王效贤作为随团翻译，回到北京后翻开那本相册时，手指轻轻划过那些街头欢迎的画面，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复杂滋味。

代表团团长李德全和副团长廖承志当时也在场，大家围坐一起回忆此行细节，却谁也没想到，这份来自普通日本工人的礼物，只是更长一段中日民间交往链条上的一个小节点。

早在1952年，周恩来就已开始推动一套通过民间渠道逐步打开局面的思路。那时候中日之间没有正式外交关系，日本方面刚签署旧金山和约，又与台湾当局签了所谓日华和约，形势很僵。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与到访北京的日本民间贸易代表团谈了好几轮，双方在6月达成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议。

用易货方式交换煤炭、铁矿石、棉花和机械，协议期一年，总额大约3000万英镑。这份文件虽然规模不大，却让双方在没有官方渠道的情况下有了实际往来。

协议签完后，双方人员都觉得松了口气，日本企业界有人私下说，总算能看到一点实实在在的东西了。中国这边则把这份协议看作积累互信的起点。

后来1953年和1954年又续签了第二、第三个类似协议，贸易额慢慢往上走。这些早期贸易接触，直接为后来派出代表团访日提供了基础条件。

李德全担任团长时，已经是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她在访日过程中多次提到在华日本侨民和战犯的处理情况，语气平静却带着诚意。

代表团回国后，相关工作还在继续推进。1956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和太原两地开庭，对45名情节较重的日本战犯进行审判。这些人中既有原关东军中高级军官，也有参与过细菌战或化学战的人员。

法庭审理时，证据包括被害人证词、日伪档案和战犯本人供述，每一笔罪行都摆得清清楚楚。判决结果出来后，45人分别被判8到20年有期徒刑，没有一人判死刑。

考虑到他们在押时间较长，许多人实际服刑期已所剩无几。与此同时，对另外约1000名罪行较轻或悔罪表现好的战犯，决定免予起诉，直接释放并安排遣返。

那些被释放的战犯回到日本后，内心震动很大。1957年，他们当中一些人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连。

成员们开始在日本各地开演讲会，出版回忆录，公开讲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和认罪过程。有人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时，第一次真正面对自己做过的事，夜里睡不着觉。

他们回国后反对战争、主张和平的行动，成了日本社会里一股特殊的力量。

这件事的前因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关押的战犯主要来自苏联移交和国内捕获，周恩来和毛泽东反复讨论处置方式，最终从长远争取民心角度，采取了宽大处理的政策。

后果则是许多原战犯成了中日友好活动的参与者，层层递进地影响了后来民间交往的氛围。

廖承志作为副团长，在1954年访日时已经展现出他对日本社会的熟悉。他年轻时随父母在日本生活过，语言和人情世故都比较了解。

代表团回国后，他继续负责对日民间工作。1962年11月9日，在北京，廖承志与日本自民党政治家高碕达之助正式签署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

因为两人姓名首字母分别是L和T，这份文件后来被叫作LT贸易协议。协议约定双方在五年内各提供价值3600万英镑的商品，还在北京和东京互设贸易联络处，工作人员享受一定便利。

当时中国经济面临困难，需要从日本引进化肥和工业设备，日本企业也想打开中国市场，但官方渠道受阻。

这份备忘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谈成的，它让双方在没有大使馆的情况下有了半官方的沟通管道。1968年以后，LT贸易改称MT贸易，一直持续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

王效贤看着相册里的照片，想起归国时周恩来特别指示改变路线，大家没有直飞，而是坐苏联货船经海参崴辗转回来。

海上风浪大，船晃得厉害，可所有人心里却觉得稳当，因为这次出行虽没有正式宣言，却在两国民间留下了实实在在的痕迹。

廖承志后来在对日工作中多次提到，1954年的那次访问，只是整个过程里的一个环节，前面有1952年的贸易协议打底，后面有1956年的战犯处理和1962年的LT协议接续。

所有这些事，都围绕着通过民间接触推动关系改善的思路一步步展开。

历史上的战争创伤确实存在，但通过具体行动一点点积累善意和互信，后来的发展才有了可能。

那些早期贸易谈判时的讨价还价，战犯法庭上低头认罪的场面，LT协议签署时双方人员握手的瞬间，都不是孤立的点，而是连成一条线，慢慢改变了双方的认知。

代表团成员回国后，收到日本工人寄来的相册只是一个小插曲。更多的工作还在后面：贸易联络处的日常运转，中归连成员的演讲活动，廖承志持续多年的对日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