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原文是这么说的：“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

说实话，这种转变不是读几本书就能得来的。我刚到农村那阵子，看见老乡端着粗瓷碗，手指甲里带着泥，心里头还真有点别扭。有一回，一个老农民拉着我的手说同志你歇歇，那双手糙得像老树皮，可握上去热乎乎的。我低头一看，自己白净的手倒显得怪不好意思。那一刻我就琢磨，到底谁脏谁干净？人家天天在地里刨食，养活了多少人，手上的泥是庄稼的颜色，身上汗味是土地的香气。我呢？在洋楼里念书，闻着墨水味儿，就觉得高人一等了？这不是颠倒了吗？

后来参加长征，跟战士们一块啃树皮、煮皮带。有个小战士才十七岁，脚上全是裂口，脓血粘在草鞋上，可他一声不吭，还把最后一把炒面让给我。我问他你不怕脏吗？他愣了下，说毛主席，这有啥脏的，吃饱了好打反动派。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想通了一个理儿：资产阶级学校教给我一套“干净”和“肮脏”的标准，本质上是为了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他们说的“体面”，是抽雪茄、穿西装、坐轿车；他们说的“粗俗”，是劳动人民的手茧、汗水和直来直去的嗓门。这套标准不是真理，是一把锁，锁住了知识分子跟老百姓的心。

我见过太多从城市里来的文艺青年，写诗画画都漂亮，可一说到农民，开口就是“愚昧”“落后”。他们扛着笔记本下乡，住两天就嫌炕硬，嫌大蒜味儿重，回来写出东西飘在半空中，老乡根本看不懂。这能怪谁？怪就怪他们跟我当初一样，身子下来了，感情还没下来。你站在田埂上指挥庄稼怎么长，那不是笑话吗？你得脱掉鞋，踩进泥里，让稻叶划过小腿，让蚂蟥叮出几口血，那时候你写出来的“汗滴禾下土”，才不是抄古人的句子。

我自己就有过一次丢人的经历。在延安，有个老乡请我吃榆钱窝头，我看着黑乎乎的一团，犹豫了一下。老乡没说话，把窝头掰开，自己先咬了一大口。我脸上火辣辣的，赶紧接过来吃。那顿饭后，我再没嫌过任何老百姓吃的东西不好。后来我跟文艺工作者开会，反复讲一个意思：你们的感情要来个彻底的变动。不是站在外面同情，不是高高在上指导，而是把自己当成他们中间的一分子。你帮老乡推磨时手上磨出水泡，你跟战士一起扛枪站岗时冻得手脚发麻，这些感受写进作品里，老百姓一看就知道你是自己人。

有人问我，那读书有没有用？当然有用。但书上的道理好比一副药方，你得亲自抓药、煎药、喝下去，才知道管不管用。光捧着药方念，病好不了。知识分子容易犯一个毛病，拿理论当镜子，只照别人，不照自己。我的体会是，改造自己比改造别人难一万倍。你要把那个骄傲的、自以为干净的“我”打碎，重新和泥土、汗水、粗糙的碗筷、朴素的骂人话长在一起。这个过程疼，可疼过之后，你写出来的东西就有了骨头，有了温度。

今天再看那段日子，我依然觉得那是自己一生中最要紧的课堂。不是北大，不是清华，是陕北的窑洞，是农民的土炕，是战壕里的泥水。它们教会我一个简单的道理：世界上最干净的人，恰恰是那些不怕脏、能养活了所有人的劳动人民。他们的手洗不洗都干净，因为那上面沾的是生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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