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吃下堕胎药的张爱玲，在床上疼的直打滚。突然，孩子掉下来，她长舒一口气说：“终于下来了！”随后将孩子扔进了马桶里。

张爱玲在洛杉矶的这间浴室里完成了对亲生骨肉的清理。张爱玲当时三十六岁，身边的男人是六十五岁的德裔作家赖雅。

赖雅在得知张爱玲怀孕后给出了明确的条件：如果张爱玲选择堕胎，赖雅就和张爱玲结婚。对于在异国他乡没有固定收入且申请绿卡受阻的张爱玲来说，赖雅提供的婚姻是唯一的救命稻草。

张爱玲对生育的冷漠不仅仅是因为贫困，更深层的心理阴影可以追溯到多年前在上海和香港的往事。

张爱玲这种对血缘关系的疏离，在1944年到1947年与胡兰成的婚姻中就已经埋下了伏笔。1944年初，胡兰成在苏青的引荐下拜访了张爱玲。

张爱玲和胡兰成在静安寺路的公寓里秘密签署了婚约，上面写着“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

当时的胡兰成是汪精卫政府的宣传部次长，政治立场极度危险。随着1945年日本战败，胡兰成作为汉奸开始四处潜逃。

在胡兰成逃亡期间，张爱玲不仅去温州探望胡兰成，还发现胡兰成在武汉与护士周训德同居，在温州又与范秀美产生了感情。

张爱玲在1947年给胡兰成寄去了一封绝交信，信中明确表示张爱玲已经不再喜欢胡兰成，并随信附上了三十万元稿酬作为补偿。

这笔巨款是张爱玲当时辛苦写作所得的全部报酬，张爱玲用这笔钱彻底切断了与胡兰成的联系。这段被背叛的经历让张爱玲印象深刻，使张爱玲对建立长久的家庭关系彻底失去了信心。

张爱玲的这种漂泊感和对现实的残酷认知，也与张爱玲在香港大学的求学经历有关。1939年，张爱玲本来计划去伦敦大学读书，但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张爱玲只能留在香港大学文学院。

张爱玲在学校里的表现非常出色，曾经拿到过何福奖学金。1941年12月8日，日军开始进攻香港。张爱玲亲眼目睹了香港保卫战的惨烈，并在香港大学校园里担任临时救护员。

港督杨慕琦在1941年12月25日宣布香港沦陷。在接下来的半年里，张爱玲在断粮和炮火的威胁下生存。这段经历后来被张爱玲写进了《烬余录》和《倾城之恋》。

因为战争导致香港大学停办，张爱玲在1942年没能拿到学位就回到了上海。这段未竟的学业和战争的残酷让张爱玲明白，安稳的生活在乱世中是极其脆弱的。

到了1952年，张爱玲察觉到上海的文化环境正在发生变化。张爱玲以回香港大学继续学业为理由，向相关部门提交了离境申请。

到达香港后，张爱玲并没有回到校园，而是进入了美国新闻处工作。张爱玲在麦卡锡的指导下，开始尝试用英文创作。

在这个阶段，张爱玲创作了《秧歌》和《赤地之恋》。这两部小说是受美国新闻处委托创作的，具有明显的时代政治背景。

张爱玲后来对这两部作品的艺术质量并不满意，认为这是命题作文。但正是因为这段工作经历，张爱玲在1955年顺利获得了前往美国的签证。

张爱玲在1956年做出堕胎的决定后，和赖雅正式结婚。然而这段婚姻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安稳。结婚后仅仅两个月，赖雅就突然中风。

在接下来的十年时间里，张爱玲不得不承担起全职护工的责任。为了维持赖雅的医药费和生活开支，张爱玲在简陋的台灯下没日没夜地撰写电影剧本，尽管张爱玲内心非常厌恶这些商业化的写作。

张爱玲带着瘫痪的赖雅多次搬家，从美国东岸辗转到西岸。直到1967年赖雅去世，张爱玲才真正开始了独自一人的生活。

晚年的张爱玲在洛杉矶过着近乎隐居的生活，张爱玲患上了严重的心理性疾病，总觉得屋子里有跳蚤，因此频繁更换住处。

张爱玲甚至不愿意见老朋友宋淇夫妇，也拒绝接听任何电话。张爱玲在遗嘱中明确表示，将所有的遗产留给宋淇夫妇，而没有给张爱玲的亲弟弟张子静留下一分钱。这种对亲情近乎绝绝的处理方式，正是张爱玲一生经历的缩影。

1995年9月，当房东和警察进入张爱玲的公寓时，张爱玲已经去世大约一周的时间。张爱玲躺在空荡荡的房间里，身上只穿着一件旗袍。

房间里的电视机依然亮着，发出滋滋的噪音。张爱玲晚年必须依靠这些电子杂音才能入睡，以驱散内心的孤独。

根据宋以朗后来公开的资料显示，张爱玲去世时在银行留有两万八千多美元的存款，并非像外界传传言的那样穷困潦倒。张爱玲选择这种凄凉的死法，更多是性格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