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时代，一群有正气的人，写出了一批有正气的诗文，营造出一种知识分子的凛然正气。
宋仁宗在位四十一年，在这四十一年里，人才井喷式涌现：范仲淹、包拯、欧阳修、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韩琦、富弼、文彦博、王安石、司马光、张先、柳永、晏殊、梅尧臣、苏舜钦、苏洵、苏轼、苏辙，甚至毕昇、沈括……都一齐出现在这一时期，呈现出“巨公辈出，千载一时”的奇观，这在历代都是很少见的。
那么，为什么到了仁宗之世，会有这种人才奇观呢？陈植锷的《北宋文化史述论》一书，从逻辑分析中给出了答案，我总结为一句话：仁宗之世之所以会出现“巨公辈出，千载一时”的奇观，是因为时代的需要。或者说，这种奇观是儒家思想的学习者在学习和抗争中展现出来的一种群体风貌。再说得直接点，即：仁宗之世的人才奇观，是宋代儒生反对冯道的人生哲学过程中形成的。也就是说，反对“长乐老”冯道的为官之道过程中，涌现了一大批有忠义、有节操的贞亮之士，他们因此而留名千古。
为什么这么说呢？陈植锷的在《北宋文化史述论》一书第一章第一节“尊王攘夷的需要和儒学的复兴”中证明了，证明了人才辈出是儒家传统回归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我挑出这条线梳理如下：
1、宋学家每以一代以来士风不振为言。
2、顾炎武《日知录》：“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东汉末年，儒生罹党锢之祸，然忠义之气，临大难而弥彰。《日知录》：“宋自仁宗在位四十余年，风俗醇厚，好尚端方，论世之士，谓之君子道长。”仁宗之世，正是儒学复兴之时，可知儒家传统文化的觉醒，先从士风的转移开始。
3、宋世风俗之变，初发自仁宗前期宋儒对唐五代以来历史的反思。
4、五代时期干戈纷纷，知识分子朝不虑夕，避乱而犹恐不及，与世周旋，得自保其身者不多，而冯道竟历仕四朝，三入中书，居相位二十余年，乃以儒臣而享殊荣的特例。《新五代史》：“道既卒，时人皆共称叹，以谓与孔子同寿，其喜为之称誉盖如此。”可知在五代士大夫心目中，冯道实是所羡慕的对象并受到极高评价。
5、薛居正《五代史·冯道传》：“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但对“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已不无微言，发出了“可得为忠乎”的责问。随着中央集权的重建，儒家尊王、忠君的思想已逐渐贯穿到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中。
6、欧阳修《新五代史》变作斥责：“当是时，天下大乱，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于倒悬，道方自号‘长乐老’，著书数百言，陈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阶勋官爵以为荣。自谓：‘孝于家，忠于国，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为夫、为父，有子、有孙。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老而自乐，何乐如之？’盖其自述如此。”儒家知识分子一直以积极用世为素志，冯道这种置生民之倒悬于不顾，与儒家的传统道德，实相去万里之遥。
7、欧阳修《新五代史•冯道传》序论：“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把士大夫个人的道德修养同天下国家之兴亡联系起来，并将它归结为“礼义廉耻”四字。
8、站在儒学复兴的前列，最先成为士大夫之典范的是范仲淹。《宋史•范仲淹传》：“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所谓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到庆历年间进一步发展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献身精神，范仲淹以身作则，教育带动了新的一代，儒家传统文化因之而大大地觉醒。
9、范滂东汉末年的“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和范仲淹北宋仁宗初期的“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正好代表了中国古代知识社会风俗之变的两个重要时期。
10、显而易见，从宋初为了巩固中央集权而采取右文政策，重用儒臣开始，到北宋中期知识分子经术、文章、政事三维结构的综合型模式形成，正是儒家传统文化所得以在11世纪中叶复振的主要原因。
上述就是宋代“巨公辈出，千载一时”盛况形成的原因之所在，也是宋代儒家传统再度回归的原因之所在，儒家就是王道，而非霸道，也可看作五代时期霸道的离场，儒家“内圣外王”的王道回归。这一点，对于今天也是一种启示。特朗普为什么会在为美伊战争忙得如火如荼、焦头烂额之际还不远万里到中国来访问，这说明特朗普在伊朗和世界各地采用的“霸道”一时行不通了，“霸道”受阻了，他如果继续霸道下去，甚至会影响他的任期，所以他要用王道来缓解霸道的反弹可能带来的伤害。也是同一个道理，宋代尤其是北宋，他们对五代乱世的反思，就是停霸道，兴王道。